生于1932年的果继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穷孩子，当过小学教师、机关干部，1985年调到唐山师专学报编辑部任编辑直至退休。终其职场生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但就是这么一位平头百姓，在退休后却“操起了中央的心”，开始长达20多年的编著学术工具书、为国家统一进程留下历史见证的艰辛道路。
谈及编书缘起，果继山回忆说：“我在为唐山师专政教系兼课准备试讲稿时，看到笫42期《瞭望》周刊发表的题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文章。对于多年高喊‘一定要解放台湾’口号的我来说，当时如获至宝，觉得我们可找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啦！”
受文章启发，果继山写成《略谈“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途径》讲稿。之后，他密切关注并按年、月、日积累有关“一国两制”方面的新闻报道资料，不定期在学校学报上发表。
1994年退休时，身体还硬朗的果继山，琢磨着如何度过晚年生活。“当时有许多退休人员都找个地方干点事，发挥余热，也可增加些收入。”他说，“我不愿走这条路，总感觉干了40多年并无所作为，应在有生之年尽量多干点利国利民的实事来弥补一下，报答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
本着这么一个朴素的想法，果继山“退而不休”，开始编著《走向祖国统一的足迹》，每月从791元退休金中拿出生活开支之外的钱，自费订阅报纸，然后剪辑、整理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刊的有关两岸关系进展、港澳回归祖国进程的报道。
在三代同堂、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的住家里，他连个写字台都没有，只能在饭桌上看报、剪报。如果小孙子要写作业，便只能在床上工作。看不清小字，老人只好用老花镜加放大镜辨认，常常忙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到1996年，果继山汇集整理了160多万字的剪报，开始筹划将这些资料编辑成书。为其热忱所感动，红旗出版社决定为老人出书并减免部分费用。经记者牵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雷洁琼分别为该书题写书名、题词。
时间跨度从“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公开发表的1984年10月15日至1994年6月、总字数43万字的《走向祖国统一的足迹——关于“一国两制”要闻纪事》，终于1996年5月出版发行。虽然3000本书花光了多年积蓄，果继山的坚持初见成果，但只有把书卖出去，才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也才能为继续编书筹措经费。
于是，出书后的3个月里，果继山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跑遍了唐山市500多个机关、厂矿推销自己的书。尽管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都做了报道，也引发一定反响，尽管他风里来、雨里去，但书的销路并不好，他还经常被人嘲讽“多管闲事”。
“社会的不理解和冷落讽刺，都不能动摇我的初衷和信念。”果继山说。虽然家里还堆着1000多本没卖出去的书，但他又开始收集剪报。
1999年，时间跨度从1994年7月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共150万字的《走向祖国统一的足迹(续编)》出版。为表支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为该书作序，国台办也列入1998年度全国对台宣传品项目。
续编共3册，印刷、出版费用更高。出版后，债台高筑的果继山边跑征订边继续编书，依旧四处碰壁，但他“虽九死而不悔”。
好不容易还清债务，老人又计划推出《走向祖国统一的足迹》第二次续编。新书时间跨度更大，从1997年7月2日至2012年6月，长达15年，总字数逾800万字，所需费用更大。为赶在“汪辜会谈”20周年之际付梓，心急如焚的他四处“化缘”，在各方关注、支持下，最终延至“胡连会”十周年之际开印。
“我深深感到编书难、出版难，筹资更是难上加难。”果继山感慨地说，“20多年来，我凭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为编著出版丛书而艰难奔波，可说是吃尽了酸甜苦辣。”
一路走来，也常有人问他“图个啥”，老人总是回答说：“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宣传‘一国两制’，将中国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光辉历程流传后世。”
第二次续编样书出来后，果继山专程来京向记者赠书，并托记者代赠为该书作序的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记者接过书时，老人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大型学术工具书多数销路不好，何况作者是一位籍籍无名的退休教师。当记者为他发愁如何偿付出书费用时，果继山淡定地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实在无力再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了，但您别担心，慢慢筹、慢慢还吧。”
白发苍苍、耄耋之年的他告诉记者，还要继续把丛书续编下去。为此，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和脑力。
“如果健康条件允许，有幸能赶上台湾问题解决、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话，我将在各级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土的关注支持下，为丛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必定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否则，对我来说，必将是最大的遗憾！但也无妨，自有后来人。”果继山说。(记者陈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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