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6月3日讯 (记者 宋敖) 中国的改革与治理问题始终是舆论关心的话题。作为一位学者和高产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对此常有新鲜看法。5月22日在北大朗润园的中信大讲堂上，韩毓海做了题为《从公元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与革命：从永贞革新到改革开放》的主题演讲，从大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历代的改革与治理问题。
韩毓海引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讲话表示，中国几千年来并不是没有一个治理体系，但缺乏对这个体系系统的总结，同时，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治理能力。而中共建政后表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但是否形成了有效的治理体系也有待商榷，因此要两者相结合。
改革为民族长远 不是为了改革家个人逞能
演讲中，韩毓海介绍了唐代以来从柳宗元到魏源的历代政治家，并以他们的事迹和文章为线索，阐述中国一千多年来改革与治理的基本逻辑。韩毓海分享明代王阳明的思想并认为，国家改革与治理贵在民心，“治世容易治心难”，“人心是仁术的起点，没有人心，仅仅流于术，这个治理就完了”。韩毓海认为，国家的改革与治理应当从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为了政治家个人的一时逞能，不是为了扮演改革家。
在强调改革治理的仁术与人心之外，韩毓海以柳宗元、刘禹锡与“永贞革新”为例，强调了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并认为使得国家统一的核心是建立统一的中央财政和税收制度。韩毓海说，安史之乱之后，中国才第一次有了中央的财政预算，使得中国财政从徭役制向赋税制国家转变，使中央领导下的文官政治真正确立，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开始。这也使得宋代之后的几个王朝长期维持了统一。
韩毓海还分别从王安石变法以及《朱子家训》出发，阐释了历史上中国政治的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宋朝冗官现象严重，王安石认为，国家治理一团糟，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对，人才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中央官员不懂政治、经济、财政、司法的治国之术，干部队伍没有专业化，所以要加强对官员的考核，这是改革治理的顶层设计。
与之相对应的是朱熹与《朱子家训》在中国基层的设计。韩毓海认为，朱熹的思想使得儒家深入到了中国基层，真正在基层扎根。韩解释称，就是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去，做他们的教师，帮助他们办公共事业。他还说，千万不能认为中国基层的老百姓是不懂法的，所谓乡规民约就是中国最基层的法制，而法律一定建立在基层的文化和习俗的基础上。
在演讲最后，韩毓海还提到了晚晴政治家魏源。韩引魏源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边疆问题极为重要，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把它叫做“一带一路”，而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存在着。韩毓海认为，中国西北地区接近欧亚大陆的心脏，又组成了今天的“一带一路”。如果控制住中国的西北地区，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核心。我们要更重视西北，重视新疆、西藏的问题。
同样在海上，韩毓海认为，如果中国没有琉球、朝鲜、台湾这三个重要的支点，中国就会丧失海上的力量。他引述李鸿章的看法称，越重视海上，就要越重视大陆;越重视大陆，就越重视海上。只有把两个平衡做好，才是重要的。“立足于欧亚大陆的视野、中国边疆的视野来看中国，治国就是治疆。”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需求 而是世界观的变化
在主题演讲后的互动环节，韩毓海对现场各种提问也作了精彩的回答。有提问称，中共作为执政党领导国家的时间还很短，怎么走下去，我们的路是什么?韩毓海回应称，我们首先需要讲清楚中国的基本制度是什么，包括政治体制，边疆的民族制度，需要特别研究。另外还需要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运作，他们成功之路是什么。
“一带一路”也成了问答环节的热门话题。针对“一带一路”下文化形态与资本推广相结合的问题，韩毓海认为，中国文化绝不只是剪纸之类的，财政、经济、商贸、司法等同样是文化，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他举例美国迪斯尼的例子，认为这既是产业又是文化，所以需要发掘中国文化的丰富的一面，“现在要给人家送文化，送什么呢?送剪纸?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它太表面了”。
新时社网记者也就“一带一路”与文化交流提问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经历过西方的殖民主义，而中国没有殖民主义的经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交流，都会碰到冲突。如何让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跟当地文化相适应?
韩毓海认为，我们今天的“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从今天开始的，而是建立在几代人的基础上。他举例当年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等佐证，亚非拉国家对中国怀有非常好的印象。“如果有人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者，亚非拉有记忆的领导人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会想起中国医疗队，想起周恩来，想起毛泽东援助亚非拉”。
他也指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需求，而是世界观的变化。而现在对“一带一路”阐释的技术性问题比较多，而从新中国前后六十多年一贯的世界观和外交政策的角度阐释的就不是那么多，这个部分是需要加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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