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政经观察员 方乐迪
近日，山西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在头版刊发消息称，应美国爱达荷州州长欧士杰和怀俄明州州长马特·米德邀请，经中央批准，6月15日，李小鹏率团赴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这则消息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其实大可不必。一方面，省委书记、省长外访肯定要中央批准;另一方面，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当下，地方高官外访走出去也是一种常态。
书记省长外访需中央批准
新时社研究院经过梳理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中央层面至少公开发布了八个相关文件来对领导干部出国进行约束。
1989年时，针对中国的省部级高级官员，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规定》，该规定强调，“领导干部出访，必须按规定的组织手续报批”，“任何人不得以个人名义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出访要求”。还明确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批流程，“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由主管的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建议和报告，由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
而对于具体报批时间周期，相关文件也予以明确地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干规定》是这样规定的：“每年1月底前向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央外办)和外交部送省部级人员本年度出国(境)计划”。而且，省部级高官的出国事宜还要向中纪委和中组部备案。
这么看，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外访绝非临时起意，他们要以年度为单位进行提前规划。
另外，地方领导干部出国不仅在时间上不能任性，外访次数同样也是。相关规定是这样的：原则上各地区各部门正职和政府序列省部级人员每年出国(境)不超过一次，省部级人员1个任期内出国(境)不超过2次或2年内出国(境)不超过1次。新时社研究院梳理相关领导干部报道发现，地方省部级官员年度出国频率与该规定也是相符合的。
代表团层级有讲究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省委书记和省长们如何出访呢?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省委书记、省长走出去的平台。这里谈的“走出去”更为广泛，不仅是省委书记、省长本人走出去，也包括在国内将外国朋友请进来。
李小鹏率队出访，是以省政府名义进行的外事活动，故而叫省政府代表团。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荐，最近这样的外事出访还很多。
在省一级层面，除了李小鹏这类为代表的省政府代表团之外，还有省代表团，即由省委书记带团。例如近日，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便率河南省代表团赴波兰进行访问，也就要推动“一带一路”的省级布局。
省委书记不仅可以以省代表团的名义出访，还会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出访。作为渝新欧铁路的起点城市重庆，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最近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出访东欧国家推动地方合作。
当然，有资格以中共代表团出访的省委书记，不仅限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例如，今年4月，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就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印度，还顺道访问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此举是为筹备后来莫迪的访华行程。
如何界定省级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从官方报道口径来看，应该是以邀请方的身份来界定。例如，郭庚茂、李小鹏的出访，邀请方是他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而孙政才以及赵正永的出访，邀请方是他国的政党组织以及政府机构。例如赵正永的出访就是应印度外交部的邀请。
公共外交新平台
此外，中国对外友协也是书记、省长们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它为中国地方搭建了多个跨国地方首脑的沟通平台，这是基于国与国交往之外的新平台。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公共外交的一种表现。
目前，对外友协相继创办了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中美省州长论坛、中国长江流域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地方领导人座谈会、中日省长知事论坛、中法地方政府合作高层论坛、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金砖国家友好城市暨地方政府论坛等双边或多边地方政府对话交流平台。这些平台拓展了中国地方首脑们走出去的空间和层次。
当然，外交部也会参与建设这类对话平台。例如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该会议于2013年在重庆举办，2014年在捷克布拉格举办，2016则将移师河北唐山举办。
除此以外，书记省长们还有机会与国家主席一起走出去，由顶层设计带动地方交流。例如此前不久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时，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
在富丽堂皇的独立宫二层授勋厅内，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在元首桌的左侧，摆放着一张白色长桌、两把白色座椅，长桌一侧的茶几上厚厚摞着大红封面的协议文本。礼宾人员引导着二十多位中白双方签约人，在白椅子后面依签约先后次序排成两队。这些排队签约的省部级大员就包括浙江省省长李强、江苏省副省长张雷、四川省副省长甘霖、甘肃省副省长李荣灿等。
会展中也有国际范儿
在“走出去”之外，书记、省长们也可以“请进来”。“请进来”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依靠地方举办的会展类活动。尤其是边疆省份，利用其对外交流优势。
此前不久，新时社研究院推出了《内地31省区市会展权力排行榜》，该榜单中的“范围影响”得分就是衡量内地省份会展的国际影响力的。在这个榜单中，“范围影响”一项得分最高的是北京(115)，其次是上海(105)。这种排名与其对应的城市定位也是不谋而合——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上海)。
上述两座城市在最近一段时间都承办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APEC峰会和亚信峰会。通过彼时的地方党报报道来看，两地的书记、市长都借助这种国际性的峰会，以陪同或宴请的方式，与多国政要与商界名流拓展了联系。
除了这种非定期的政治峰会外，一些边疆省份也建立了定期的会展机制，以拓展对外关系。
通过以上表格看，内地边疆省份的会展省级大多在2012年前后完成，且形成较为清晰的区域定位。由此表格延伸看，我们就能明确的看出内地各省的“国际关系”，即如何利用各省对外交流区位优势拓展经贸及政治影响力。
边疆省份对应该片区域的周边外交，比如吉林对应的俄蒙日韩等国，云南对应南亚国家，广西则成为对应东盟关系的桥头堡等等，而黑龙江的主要资源则在中俄关系。上述会展活动，都会有他国政要前来与会，这也使得会展不仅是一个经贸交流平台，也是国际交往平台。
目前来看，借助中央重视“周边外交”的大趋势以及边疆省份的独特区位优势，边疆省份的书记和省长有更多机会去拓展自己的国际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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