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资料图）
写社会时评，还需要读一些历史，中国的，外国的，尤其是近代史。读得多了，你会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和忧患并存的一个时期。你几乎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问题很多。还有，和国外比较，你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国外大体上也都经历过，只有一部分是中国特色。对于国外经历过的那些事，我们也在经历，但代价要比国外小一些。如环境污染、资源耗费、社会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时候，要多关注更草根、更底层的群众。读了一些历史后，看自己国家的眼光会越来越理性。
记者：读您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您的这种担当意识源自哪儿？家庭熏陶，后天学习，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激励？
梁晓声：我父亲14岁就闯关东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的时候才认识几个字，但不够看书，只能写些最简单的家信，像电报文那样的家信，而且还有错别字。我母亲来自东北农村一个中农家庭，我没见过面的姥爷做过私塾先生，是识字的。我母亲喜欢戏曲、评书，小时候经常给我讲故事。作为母亲，讲给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满正能量。
主要还是后来看书。依据我的经验，书籍对25岁以后的人生准则产生影响是较难的，最好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这也是我写给孩子们那两本书的目的。我不是想仅仅教孩子们如何写作文，而是想通过作文这件事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坚守做人的良好原则。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触不到。比如，我读过猎人海力布的故事，是蒙古族的一个童话。讲猎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用珍宝报答他。海力布不在乎珍宝，最后选择了能听懂动物们的语言，这对猎人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布听到一群鸟交谈，得知山洪即将来临。但这个特异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动物的话告诉别人，就会立刻变成一块石头。然而，他还是告诉了乡亲们，一边说一边从脚到头变成石头。
在读这样的书时，我往往会本能地问：“我自己能做到吗？”常常得出的结论是，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到。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不能做到，所以对这个虚构人物产生了更大的敬意，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我们说自己不能做到，这是由于此刻我们很理性；但如果真的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能就会先人后己了。
又比如，我读过高尔基的《丹柯的故事》，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一个部落为了生存，在密林中迁徙。密林很阴暗而且多沼泽，树枝缠结在一块儿，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行进中不断有人倒下或被沼泽吞噬，人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力气和勇气。情急之中，少年丹柯划开自己的胸膛，举起了自己像火炬一样燃烧着的心，把密林照得透亮，人群跟着丹柯勇敢往前冲。后来他的心裂散开来，仍像星星一样散发出光芒。尤其在我们那样一个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读了这样的书，更是激情澎湃。但是它和我们的英雄主义又不一样，读了之后觉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受感动，至少要求自己笔下也要多写这样的人物。
还有，在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时，感觉他为人类保住火种固然是很光荣的，但是那种痛苦太难以承受了，在自己写书时就会很自然地觉得，我也要写那种使人向上、使人变好的书。
记者：您曾在一本新书中写到，坚信中国未来的三十年会发生一些变化。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信心？
梁晓声：应该说最大的鼓舞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这个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败。一些腐败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级别，有些官员人格异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种地步，早已超过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后呢，你看确实做了许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这些事情做起来有多难。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利益集团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这根本上就是一种较量。现在，反腐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网民一样点个赞吧？你前面呐喊着要这样做，人家做了，而且做起来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这时候又装聋作哑，那不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常说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风。说来惭愧，十八大以前，我们开两会的时候，住在任何一个宾馆，自助餐至少是十来样菜，也有三十来样的。吃个饭，有必要从那么多菜里选吗？还有，顿顿有酒，从红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说了，晚上还有小火锅。全中国老百姓近几年的诉求都寄托在这几天、寄托在这些代表委员身上了，代表委员乘坐大巴从会场回来之后，吃着火锅喝着小酒，可能一顿饭一两个小时。我当年就有这个考虑，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点，这也是爱护我们的形象。还有，那时我们政协委员下去，前面都有警车开道，队伍会越走越庞大，车辆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听汇报和走马观花，更多的时候是吃饭。中国人的特征，北京来的，又是政协，菜一上就是一大桌子，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都还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务员出身贫寒，他（她）肯定不会像我这样说——相信中国的未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骂娘了，那是因为我们做得真不好。现在这些都改变了，与认识的官员出来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他们很害怕，一定要问谁买单。都让它阳光起来嘛，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我间接听到的，习总书记在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不管经济增长总量如何，总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让这种思维变成国家性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行的。
（《秘书工作》杂志记者 李恒建 王泽阳 燕玉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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