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一把手”
新时社网评论员 马俊茂
近日，随着马兴瑞任职深圳“一哥”，王文涛北上“坐镇”济南，关于副省级城市“一把手”及其任免信息再入舆论话题榜。
副省级城市在中国的政经场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是在不同区域发挥重大影响力，尤其是在经济序列拔得地区头筹且有一定自主管理权限的城市。其历史渊源可由“计划单列市”追溯而来，自重庆“直辖”以来，数目一直恒定在15个。
副省级城市在普通人眼中最直观的解读就是“四大班子”的行政级别，与城市级别对等，四人都属于中管副省级干部。同时，副省级城市经常会被拿来与省会城市对比，二者有交集但不重合，大多副省级城市是省会城市，但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五城仅是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属地级市，四大班子中除了书记高配为省委常委的副省级，其他行政级别皆为正厅级。厦门与福州就是一对特殊的兄弟城，虽然书记都是副省级，但厦门市长的行政级别却高于正厅级的福州市长，这即是城市级别赋予官场的直观效应。
深圳与济南是马兴瑞与王文涛的“新福地”，南北双城也同为副省级城市。马兴瑞与前任王荣是常规的“无缝对接”，而王文涛的北上则源于“两面人”王敏的纪律出轨。四人先后同为两个城市的“一把手”，但他们不同的经历、机遇和个人属性塑造了相异的仕途轨迹与观念，而这种不同点也分散投射在其他副省级城市“一把手”身上。相同的级别，不同的个体，15人组成了中国政治版图上一个突出的焦点，他们身处中国官场的中层枢纽，透过他们的过往与现在可以探析中国现实政治的部分运行逻辑。
身份属性
现有的15个副省级城市及对应的“一把手”分别是，哈尔滨的陈海波、长春的高广滨、沈阳的曾维、大连的唐军、南京的黄莉新、济南的王文涛、青岛的李群、杭州的龚正、宁波的刘奇、厦门的王蒙徽、武汉的阮成发、广州的任学锋、深圳的马兴瑞、西安的魏民洲、成都的黄新初。
15人中只有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是唯一的女性，且“救火”上任时间仅两月有余，如将时间倒退至其前任杨卫泽落马之前，15名副省级市委书记均是清一色的纯汉子，女性角色成了这个职位上的稀缺者。同样将时间前移，所有现任15位“一把手”的前任中，无1位女性。很显然，这与女性在中国官场中的占比相去甚远。数据及事实证明，副省级城市“一把手”职位富有更多挑战性与治理之难，组织更倾向于将男性“狠角色”放置于此，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从来没有诞生过一名女性角色一样。
55岁是15人的平均年龄。9名“60后”在15人中占比60%，其中最年轻者为1965年10月出生的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任学锋与上述的黄莉新同为“救火队”成员，万庆良落马一月之后任学锋从天津副市长任上南下“救火”。最年长者为出生于1956年8月的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与此对照，三十一省级行政区党委常委中“60”占比不满30%，近70%为“50后”。由是观之，副省级城市“一把手”职位对年轻化的需求更甚，年龄优势是任此职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也为他们未来的仕途进阶留下更多可供想象的空间。
15人中9人拥有博士学位，占比高达60%。有多人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官员，拥有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耀眼头衔。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毕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留校任教后被评为副教授，且有留学波兰的经历。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获南开大学管理学博士，其后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并有近一年的留美经历。被称为“航天少帅”的马兴瑞更是学者型官员的典范，拥有完整的求学、从教、研究及实践经历，曾攻读哈工大一般力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留校任教后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从哈工大副校长任上转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任副院长、教授，还曾兼任实践五号卫星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另外，哈尔滨市委书记陈海波、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宁波市委书记刘奇以及任学锋四人还拥有高级工程师的头衔。由此，高知又成为这一群体的显著标签，拥有博士学位者占比远远高出其他同级别官员。
中央委员会被称为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而15名副省级城市“一把手”中仅马兴瑞是中央委员中的“独苗”，另外有8人是中央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在中央全会中没有表决权只有列席的资格，他们分别是高广滨、曾维、黄莉新、王文涛、李群、阮成发、任学锋和黄新初。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邓小平提出的人才培养“四化”，并长期指导了中共人才梯队的建设过程，去除有时代烙印的“革命化”，在三十多年后，现任15名副省级城市“一把手”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特点，并携带了另外一个具有部分岗位需求的“男性化”标签。
选拔路径
15人中有7人在十八大之前到任现岗，分别是2007年5月获任长春市委书记的高广滨、2008年1月获任沈阳市委书记的曾维、2011年6月获任大连市委书记的唐军、2010年11月获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李群、2011年1月获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2012年6月获任西安市委书记的魏民洲和2011年11月任职成都市委书记的黄新初。其中，1963年出生的高广滨任现职时间最久，长达八年。
在15人中占比53%的8人为“本土派官员”，仕途基本上从未离开过本省，这8人分别是长春的高广滨、沈阳的曾维、南京的黄莉新、青岛的李群、宁波的刘奇、武汉的阮成发、西安的魏民洲和成都的黄新初。这个群体的共性都是从基层起步，一步步稳扎稳打，拾级而上，因此对本地的政经势态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8位“本土派官员”中，5人在任现职之前已是省委常委，分别从宣传部长和省委秘书长等职位转岗而来。剩余3人在任现职时才进入省委常委会，分别是从通化市委书记转岗长春市委书记的高广滨、从武汉市长接任市委书记并“入常”的阮成发、从宁波市长接任市委书记并“入常”的刘奇。
另外7位非本土官员此前分别有不同省份的履职经历，其中3人拥有“京官”经历，马兴瑞曾任工信部副部长，唐军曾任人事部副部长，龚正曾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刚刚北上坐镇济南的王文涛曾有三省市的仕途经历，长期在“政治高地”上海任职，并在期间离沪赴滇后又二度“回炉”，最终在上海官至正厅级的黄埔区委书记，在此次赴任济南市委书记之前任南昌市委书记。
在15人中，只有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哈尔滨市委书记陈海波以及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在任现职之前没有本省仕途经历，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空降兵”。由此不难发现，对于副省级城市“一把手”岗位主要需求之一便是对本省省情的熟悉度，越是在本省稳扎稳打的本土派官员，越有希望驻守此岗。
不管是“本土派”，还是“空降兵”，这个群体过往经历才是值得组织信赖的唯一基础，在任职副省级城市“一把手”之前他们共同拥有在重要岗位上的长期历练经历。
仕途走向
先说一个特例，这与“习王”的反腐大业息息相关。在十八大后，共有三位副省级“一把手”遭遇“老王” 后被挑落下马。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南京原市委书记杨卫泽、济南原市委书记王敏三人在此职位上被终结了权途。李春城在落马之时已离任成都市委书记，在四川省委副书记任上被查。
十八大之前落马官员中也不乏有副省级城市“一把手”经历者。最著名的当属曾经的“大连一哥”薄熙来，另外还有曾任职哈尔滨市委书记的田凤山，曾任职青岛市委书记的杜世成等。
除了上述特例，副省级城市“一把手”岗位可被称之为“政治福地”。历经此中转历练，大多都有再进一步的空间，其中有多人最后成长为国家领导人，享受顶配的正国级待遇。
现任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和张高丽都曾经有过主政副省级城市的经历。俞正声在1994年至1997年曾任青岛市委书记，并有“计划单列市”时代5年青岛市长的经历。张高丽在1997年至2001年曾任深圳市委书记，并在此职位上转赴山东任省长，荣升正部级。
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中，李长春曾任沈阳市委书记，贺国强曾任济南市委书记，但二者主政时代，并未有副省级城市的概念。
在现任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中，也有很多人曾经任职副省级城市“一把手”。现任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孙春兰曾任大连市委书记、现任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曾任南京市委书记，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栗战书曾任西安市委书记。
现任住建部部长陈政高曾任沈阳市委书记、现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曾兼任济南市委书记、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曾任杭州市委书记、现任正部级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曾任厦门市委书记。
在地方大员层面，王儒林、巴音朝鲁、李鸿忠、罗志军、黄兴国、朱小丹等都曾经有不同副省级城市“一把手”的经历。其中，黄兴国与巴音朝鲁曾先后任宁波市委书记。
副省级城市作为中国行政区划中的特殊样板，让主政者身上附着了额外的政治意蕴，这种意蕴犹如硬币的两面，一面在无限拓宽这个群体的仕途空间，一面也让他们更加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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