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苏斌教授从日本归国快10年了，目前任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致力于工业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接受采访时，徐苏斌语气平和。谈起工业遗产保护，她的话滔滔不绝。
奋斗在保护一线
在日从事研究期间，日本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令徐苏斌印象深刻，这也促使她下定决心要把在日本学到的遗产保护理念带回国。回国后，她投身一线，发现“我们国家对于工业遗产还不够重视”。于是，她尤其关注这些近代“准文物”的保护。
几年来，最令徐苏斌感到自豪的就是，她积极参与了对天津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的抢救性保护。对此，徐苏斌记忆犹新。新区开发之初，原计划开辟一条中央大道穿过船坞遗址。“当时做规划还没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并没有考虑到这会对遗址造成多大的破坏。”
保护还是开发？人们分成了两派，为此争论不休。徐苏斌是坚定的“保护派”，力陈修路计划对遗址的破坏。但是她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眼看开工在即，徐苏斌心里十分焦急。夏季的烈日，在此时尤其炙人。
巧的是，一个有关20世纪建筑遗产的论坛当时正在北京举行，议题就包括工业遗产的保护。徐苏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从天津急忙赶往北京，在会议中报告了船坞的情况。她回忆说：“专家们都赞同要保护，联名发出倡议书。意见被转交给天津市，就在动工前十几天，终于改变了修路规划。”千钧一发，虽然付出了诸多汗水与辛劳，但最后的成果令徐苏斌感到十分欣慰。2013年，船坞遗址被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正式的“护身符”。
为“准文物”正名
当然，工业遗产保护之路并不平坦。
近代实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开设的永利碱厂，是中国工业奋斗的历史见证。碱厂搬迁之后，如何处理遗址就成了问题。“由于离CBD很近，当时就打算把遗址拆除，把地卖掉。”徐苏斌再次四处奔走。遗憾的是，这一次她并未能如愿。
她找到文物局呼吁保留这片遗址，却被告知文物局没法介入，因为碱厂并未被认定是文物；她又拜访工信部，得知工信部虽然也建议保留遗址，却由于碱厂归属复杂，同样无能为力。最后，徐苏斌只能眼睁睁看着遗址被拆除，历史文化的痕迹被抹得一干二净。
徐苏斌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遗址没能保住，主要在于它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缺少一个文物身份。”为了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她下决心要让更多有价值的工业遗产列入文保单位名单中。“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个工业遗产保护的综合研究，就是要为工业遗产界定它的价值，给这些‘准文物’一个身份。”
“这是我们的责任”
多年来，她带领着团队多方奔走：实地调研、撰写论文、发表价值评估报告、提交遗产保护与开发规划……在她的努力下，《天津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正式出炉，120处工业遗产得到认定和保护。
2014年，徐苏斌凭借“中国近代城市建筑遗产的研究与保护”课题获得了第五届中国侨界创新成果奖，这是社会对她所付出努力的认可。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工业遗产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彰显，但它们也是脆弱的，不去保护，一旦丢失，就完了。”
她也遭到过别人的白眼。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她坦承“吃力不讨好”，苦笑着说：“学者的力量毕竟有限。”她大可以随便做些一般项目，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徐苏斌选择了坚守自己的方向：“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的话，这些遗产或许很快就全没了。”语气中没有一丝迷惘。
顿了一下，她坚定地说：“这是我们研究者的责任。”(李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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