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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进京”观察:高升、平调、再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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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社网近日独家披露,卸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江泽林(图右一),已赴中央工作,或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保障汪洋工作。这一变动,是地方官员进京(中央)任职的最新案例。

  新时社网4月17日讯(记者辛忠)近期,省级常委班子出现新一轮调整,届龄转岗、中央空降、异地调任、省内拔擢等,成为本轮地方省部级官员调整主轴。

  在这些人事变动中,新时社网近日独家披露,卸任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江泽林,已赴中央工作,或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保障汪洋工作。这一变动,是地方官员进京(中央)任职的最新案例。

  新时社网记者梳理了2013年两会后的地方官进京案例。据不完全统计,这批官员数量有30多人,我们选取年龄、学历、履历、岗位变动等参数,力图总结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型选人用人标准。

  地方官进京分三类:高升、平调、再重用

  此次选取的进京任职的地方官,主要来源有两种,一个是党政系统,一个是高校系统,这也是中共组织系统最主要的官吏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官员很少有任职央企、国企的,这可能与央企国企“一把手”在反腐风暴中频频落马相关。

  据统计,进京官员职务调整时的年龄,集中在50~60岁,32人中24人处于这一区间,这是多数省部级官员的年龄段。50岁以下仅一人,即从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中组部的周祖翼,时年49岁。年近60或60岁以上的两种,一种是正部级及以上官员,另一种是届龄副省部级官员。

  地方官进京的方式,则与年龄存在一定关系,主要集中为三种类型:高升、平调和再重用。其中,高升、平调主要为60岁以下,60岁以上以再重用为主。

  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更容易被选拔进京,担任重要岗位。统计发现,9名官员由地入京后行政职务获提升,其中8人从副省部级晋升正省部级。从浙江省委副秘书长升任中央财办副主任的舒国增,则是从厅级晋升为副部级。

  副职荣升正职名单上,无不是近两年的明星官员,如傅政华、蔡奇、黄坤明、陈吉宁、杨晓渡等等。

  平调官员的数量最多,但级别未变只是一种表象。很多官员从地方到中央后,距核心权力层更近,仍属一种暗升。但也有部分官员,从主政一方到中央机关副职,虽是平调,但实质上属暗降。

  另一种则是“再重用”官员,这些人多已达到退休年龄,离开一线岗位后,从地方调任中央,多任中央机关纪检部门纪检组长,这既是一种惯例,也凸显出中央对老成持重官员的认可,比如邓卫平(广西纪委书记~公安部纪委书记)、赵凤桐(北京政法委书记~国土部纪检组长)、石生龙(广西纪委书记~住建部纪检组长)。

  地域属性:多省历练、发达省份干部晋升空间大

  一般认为,发达省份走出来的干部,经过多省历练,往往有更大的晋升优势。统计数据支持了这一说法。

  统计的32人中,籍贯地共有16省份,其中,来自东部省份如山东、福建、浙江、江苏、辽宁、上海等省市的,达到20人,占比超过一半;安徽、河北、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有8人;西部地区有重庆、甘肃、新疆三地,涉及到的官员也只有4人。

  其中,山东、福建、浙江、河北、辽宁等省份,涉及到的官员数量最多。传统政治高地山东有4人,福建、浙江、河北、辽宁四省分别有3人,而福建、浙江官员成为外界关注的热门。

  在任职地方面,被选拔进京的官员,多数拥有丰富的地方履历。统计发现,以上32人中,至少20人拥有至少两地或两个领域的工作经历,其中,从天津市委书记调任统战部的孙春兰拥有辽宁、福建、天津三地经历,新晋中央的江泽林先后在江苏、海南、陕西任职。

  唯一拥有四地历练经历的,是原山西省委书记、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袁纯清,他曾在湖南、北京、陕西、山西四省市工作,但较为特殊是,袁纯清从山西平调进京,是受到山西腐败案影响,承担“主体责任”之过。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多省履历,对他一路辗转晋升的支撑。

  此外,只有一地任职经历的12人,实际上也存在特殊性。比如,高校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清华系陈吉宁、北航系怀进鹏、中国科大系侯建国,分别在2015年初进入环保部、工信部、科技部,而此前始终在本校工作。再比如,努尔·白克力、库热西·买合苏提属新疆籍少数民族干部,他们除短期外地挂职外,主要工作履历基本在新疆一地。此外,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省份也有多位本土化官员。

  特殊案例:因腐败案件发生变动

  十八大以后,中共反腐运动席卷央地官场,上百名省部级老虎被打落马,每一波人事调整的背后,也都存在着腐败案件引发变动的情况。

  在统计的32人进京官员中,至少有七名官员的变动,涉及到落马官员职务的后续补缺。其中,受山西腐败案影响最大,七名官员至少4人变动是由山西坍塌式腐败引发的,而令计划案也与山西案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2014年内,金道铭、令政策、白云、杜善学、任润厚、陈川平等多位山西省部级老虎被打落马,山西省常委班子及地方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之后,中央对山西高层采取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因要承担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省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等负责人相继被调离岗位,而且“巧合”的是,这三人均已进京任职,但其暗降意味明显。

  其中,袁纯清进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纪委书记李兆前任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组织部长汤涛任人社部副部长;此外,作为准山西官员的申维辰,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落马,其职务由江西官员尚勇进京补缺。

  12月下旬“冬至计划”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接替令计划,出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

  2014年10月,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被调往中央,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界普遍认为,这也是一例受腐败案件影响的人事调整。

  此外,原北京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傅政华获高升,进入公安部任副部长,并接班刘金国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则是李东生腐败案件的后续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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