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政治平等问题在中国是一个老问题，封建时期人分三六九等，不同的身份附着不同的政治待遇，先不说官民之间的差异，就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之间也有嫡庶之分，而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最突出于司法领域，虽然也有“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说法，但实际上存在一部分超然于司法之外的阶层。唐宋以来，读书人地位不断抬升，有功名的读书人在司法上也有部分特权。
解放后，随着共和国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大为增进，但因错误思想，以政治成分来区分人，不同出身、不同成分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出身差的人甚至会遭受政治歧视。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能看到出身不好的人是没有资格报考大学的。据中国官方媒体披露，习近平年轻的时候因政治成分问题，在入团、入党、考大学上都遇到了阻力。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回忆称，“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治成分制度的破除，人与人之间在宪法上实现了平等，即使是高官显贵，他们的政治权利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进步。不过，长时期的封建社会经历，也使得一些政治不平等现象根深蒂固，并以潜规则的形式存留了下来。现代的政治不平等有多种表现形式，典型的就是特权，官员享有众多特权，级别越高特权越多，这些特权都和政治待遇联系在一起。中国老百姓抱有这样的观念，官员到了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别就安全了，他们认为中国存在“刑不上常委”的现象。但这一观念随着周永康的被审查而得到破除，“刑不上常委”观念的打破引起了中国媒体和群众的关注和欢呼，专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来解读这一事件，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文明和法治的进步。
近两年来，中国掀起了力度历史罕见的反腐运动，众多高官被抓，官场喝酒、送礼、公款消费等恶习得到纠正，政治环境为之一变，也使得“反腐”超过了“改革”，成为2014年最热的词汇。深思两年来的反腐运动，其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除了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政治环境的改变之外，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也很大，对大小官员来说，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太可能回到两年前了，以前的官员日子确实好过。那些认为反腐运动不能持续，运动过后又能恢复舒服日子的官员可能要想法落空，即使今后的反腐高压不再，中国的政治环境也不太可能回到从前了。
在促进政治环境改变的同时，反腐也在改变根深蒂固的政治不平等问题，除了破除“刑不上常委”的问题外，近期又在破除“铁帽子王”问题，在这两种问题中，都有用一部分人超然于司法之外。
反腐运动除了破除特权阶层，增进官民之间、官员内部之间的政治平等之外，还在悄然改变中国老百姓对“官”的理解和认识。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官本位”观念很浓，不用说古代，就是当今社会的众多职业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当官是最好的职业，是最光宗耀祖的事情，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每年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不断增多，致使公务员考试代替高考成为中国第一考。不少人在商业、学术上有成就后就改行当官，即使当不了有实权的官也要争取当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里面除了观念之外，还有官员特权多、福利好的现实考量。反腐运动开展后，在破除特权的同时，也在取消、规范官员的福利，使得官员的隐形收入大为减少，当官不像以前那样待遇好了。反腐影响到了老百姓对当官的传统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官不再像以前那么舒服了，这一职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值得追求了，人民开始平静、客观的看待这一职业。
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为朝野所关注，在政治发展的内容上政治民主问题又是重中之中，但对于民主来说平等是关键，只有在政治平等的人之间才能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否则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反腐运动所悄然推进的政治平等，正在不断夯实民主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即体现为官员没有司法特权、当官真正成为一个平常的职业。当老百姓真正以平常职业的眼光来看待官后，官才能以平常的眼光来看待老百姓，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官民之间平等、平常的民主交流互动。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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