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柔韧性在增强，这在各省市的经济社会数据中体现得颇为明显。
新时社网评论员 宋代伦
继今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4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后，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又公布了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通观整篇公报，2014年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向好。虽然这段时间发生的诸如央行降息、外资撤离等新闻让舆论普遍看衰中国的经济走势，但官方认为，在世界经济复苏疲弱与国内“三期”叠加的阵痛期下，中国仍顶住巨大下行压力，保持中高速增长，成就来之十分不易。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谢鸿光还用了“柔韧性”一词，比喻中国经济发展的柔韧性在增强。
这种柔韧性表现出的张力，在各省市的经济社会数据中体现得颇为明显。目前，2015年各地地方两会已全部闭幕，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悉数公布，围绕各地GDP、增长率等主要指标的讨论与展望仍在继续。与往年不同的是，此轮讨论被套在了“新常态”这样一个更宏大的词汇下。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首次提及“新常态”时，针对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层面，此后，该词迅速衍生到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目前，全国两会已提上日程，分析地方的经济表现，有助于我们在了解宏观数据的同时，把握中观层面的政经格局。
新常态下地方GDP的暗战
先来看看舆论最关心的地方生产总值与增速。图1以雷达图形式显示了2013、2014的增速和2014、2015的预期增速。一个最直观的呈现，便是这四个圈在逐渐收缩。与各地2014年的目标相比，因为新常态的到来，31省份增速无一达标，最接近的则是重庆，其次是北京。与目标相比，落差最大的是山西（-4.1%），其次是辽宁（-3.2%）。如果与2013年增速相比，落差最大的仍是山西（-4%），云南并列最大。看来，山西2014年政坛遭遇地震，经济同样如此，两者具有高度正相关。
包括山西在内，有七省市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分别是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这是近年来相当罕见的情况。2013年，31省还无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上海外，其他六省市是连成一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说2014年华北和东北经济连片塌陷，一点不为过。
新常态反映出的一个变化，自然是各省市不再把GDP和增速看的那么重，这一方面体现在华北、东北这些省份勇于公布并不出彩的数字，并着手调整自身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在做今年目标增速时也敢于放低身段，把数字定的较低，甚至会低于今年全国目标，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我们将各省的GDP加总，虽仍超出全国总量4.78万亿元，但差额相比之前三年均下降不少。差额的减少，一方面说明各地统计口径与全国仍不一致，但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各地对GDP统计注水的现象有所缓解，重点就表现在上述七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趋势。
所谓成也GDP，败也GDP。虽然各地对GDP的态度在逐渐变化，但无论你重视不重视，分析经济数量也好质量也罢，还是要回到GDP本身，奈何现在尚未有个系统化的更优指标衡量经济基本情况，完全否定GDP的意义并不理性。因此各地GDP总量公布后，各地围绕GDP暗战还是如期打响。
图2显示了2014年各地GDP总量与增速的关系图。如果做一条趋势线我们发现，虽然地方GDP与增速仍有负相关，但已经相当微弱，分布更像是个喇叭型：GDP总量低的增速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差距扩大，而总量高的目前看来增速仍保持中上水平，绝对增量惊人。而2013年（图3），这种负相关性仍然较明显，各省分布较为集中。
图2还显示，GDP的第一集团军将后面的大部队越甩越远。第一集团军里的山东与后面大部队领头羊浙江的差距已将近两万亿。而江苏因为保持着高速增长，直追GDP老大广东。照这个趋势，不出三年广东将交出GDP第一把交椅。不过广东方面对此倒是很淡然，早在汪洋主政时期，汪洋就预料不出几年江苏将超广东，但他表示广东不想和江苏打这个经济仗，“你愿意超就超吧，我们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江苏也表示在抓转型升级，没考虑要超广东。但事实是，江苏确实在一路猛追，且在人均和缩小地域差距上做的更好。这场老大之争，恐怕会成为未来几年地方经济竞争的焦点话题之一。
纵观已经公布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除了与新常态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并无更多亮点。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率先取消了GDP目标，取而代之在报告中表述成“经济平稳增长，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虽然只是个数字上的取消，但却是一大进步。当然，上海有勇于取消GDP目标的硬资本，大部分省份仍需要竖立一个目标努力完成资本积累，一下子都取消并不现实。但取消GDP目标的大趋势不可避免。
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增速持续较低，在四大直辖市中垫底，总量陆续被湖北、湖南、福建等超过。不过，上海的优势和独特地位仍然明显。上海自贸区的逐渐完善与年初的外滩踩踏事件，使得上海未来的工作重心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治理等方面。这些工作做好了，GDP的平稳增长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谁更强调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在各项改革工作中出现的高频词汇。那么究竟哪些省份更强调它们呢？这里不妨以12个样本省份的2014年省长主持的政府常务会议与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关键词统计的形式来展现。
经过表1统计可以看出，各地出现“转型”与“结构”的频次有很大的差距。北京市总计出现了37次，福建仅14次。而江苏和天津最高，分别出现108次和95次。
而分别来看，江苏在“转型”与“结构”两方面均着墨甚多。在2014年23次常务会议中，有16次提到“转型”，18次提到“结构”。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两个关键词，与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对江苏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密不可分。习近平当时对江苏提出了“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项重点要求。此后江苏省把贯彻三项要求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从当年4月开始，进一步细化实化具体化为十项举措。因此，无论“转型”还是“结构”都贯穿在江苏一年来的各项工作中，包括航道港口建设，绿色生态，铁路，交通运输，国企国资改革，营改增，健康服务，旅游业，信息化发展等。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学勇说：“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优化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和生态环境，加快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推动经济行稳致远。”这“六个优化”也成为打造江苏经济升级版的突破口。
天津在呼告“转型”上也非常积极，这与邻居北京形成巨大反差。虽然在频次在比江苏还多，但相比江苏的普遍撒网与领会中央精神，天津在强调转型上更有针对性。纵观去年市常务会议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在转型上强调最多的是“万企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4年1月29日，天津市政府下发通知，启动为期三年的万企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4-2016），首批确定1.2万家中小企业，通过3年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转型升级，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在21次市常务会议中，有12次提及“转型”，其中谈及产业转型升级10次，这10次中又有五次专门针对“万企转型”。黄兴国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称，天津在过去一年全力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万企转型升级计划”通过改造提升、产业转型、关停重组、载体升级等途径，完成5800多家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了结构优化、效益提高、就业增加、资源节约、环境改善。之后在今年的工作计划中，黄兴国又指出，以自贸区建设为重要抓手继续促改革、促转型，继续深入实施万企转型升级行动，扶持一批企业向产业高端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帮剩下4500家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在转型方面，山东与浙江出现频次也较高，均为24次。山东侧重资源型城市、过剩产能与服务的转型升级，例如2014年第一次常务会议就指出，要全力“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过剩产能，大力优化产能结构和空间布局，推进产业健康发展和加快转型升级。浙江对“转型”的强调经常伴随“集约”一词的出现，即集约节约要素资源促进转型升级。包括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实施“空间换地”，促进浙江经济升级版；以“机器换人”为抓手，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劳动力结构，大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同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省长李强强调，设立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基金，各项要素重点向七大产业（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投资项目倾斜，加快形成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除前文提到的江苏，在结构调整上，内蒙古与河南同样出力较多。2013年3月19日，内蒙古党委书记王君提出“8337”的发展战略，即“八个建成、三个着力、三个更加注重、七个重点工作”。这套战略将指导内蒙古未来新的发展定位。因此，内蒙古的结构调整均围绕这一战略展开。产业结构升级是内蒙古主抓的核心之一，巴特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以“五大基地”建设为重点，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产业精深加工度为主攻方向，构建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河南则主抓工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工业产品结构、改造企业技术，推进先进制造业大省建设。
稳增长下投资的多样形态
当前，经济下滑压力加大。通缩态势明显，稳增长似乎再度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最优先强调目标。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官方拉动经济稳增长的最主要手段。纵观各省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绝大多数超过GDP增幅，不少是后者的两倍多。有22个省市投资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值(15.3%)，其中16个位于中西部。与GDP增速相比，投资增速的地域差距更大，最高的新疆达到了25%，最低的辽宁甚至为-1.5%。
公报显示，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12761亿元，投资/GDP比例达80.56%，显示中国的经济仍由投资主导。其中，有21省市占比高于全国水平。值得一提的是，有七个省的占比超过了100%，即投资额高于当年生产总值。除安徽外，西北五省和西藏也在列，与GDP增速类似，呈现强烈的地域性。这一方面反映西部投资结构与质量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西部对投资拉动经济的热情。在西部尤其是西北各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远未健全的当下，固定资产投资是保增长惠民生见效最快的手段。
同样，在我们选取的12个省市样本中，以同样的方式统计，可以观察到目前投资的多种形态。表2显示，浙江、上海、内蒙古“投资”出现的频次排在前三。浙江以“411”有效资行动计划进行有效与定向投资，并加强民间投资培育，加大企业技改力度，进一步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浙江还在投资体制改革上大气力，如编制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切实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等。
上海的投资格局比较特殊，图4已显示，上海的投资占GDP比例为31省市中最低，仅25.54%，显示上海经济结构已是非投资拉动型，并作为最早一批地方省市进入创业创新拉动型的阶段。因此，创业投资成为上海在投资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2014年3月17日，市长杨雄主持常务会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加快上海创业投资发展的若干意见》，部署全市各方力量促进创业投资发展，引导带动一批创业投资资本，将上海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创投中心。
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与去年上海自贸区与挂牌，投资管理制度与外商投资、境外投资也成为沪上投资领域关注重点，并和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投资创新与对外开放。
前文提到，西部地区对于固资投资的热度在中国各板块中最高，内蒙古作为横跨东西部的地区同样如此。不同于沪浙的投资形态，内蒙古作为边疆地区，在基础设施和产业等投资还有较大欠账。因此，内蒙古的“投资”关键词主要围绕固定资产投资，努力扩大固投规模，稳定工业增长，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民生建设。内蒙古在强调政府在投资中引导作用的同时，同时形成政府投资、社会投资、招商引资的聚合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内蒙古在金融与投资的关系上也在摸索与创新。区主席巴特尔在常务会议上指出，坚持金融业适度超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全面提升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水平，并统筹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领域“三位体”合作。可以说，内蒙古在金融与投资关系上的机制创新已经走在西部省份前列。
浙江、上海、内蒙古代表了投资在中国的不同形态。在之前《三大层面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一文中，我们谈到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三条道路，并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比较理想的道路，即以中国国内为基础，将政府长远战略规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结合国内国土改造，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创造新一轮的增长空间。
从目前各省公布的投资方向看，中西部省份在基建、能源、生态等领域投资着墨颇多，这些均是中西部目前的短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首先要盘活中西部的投资布局，完成广大国土上的产业转型升级。当然，这其中要避免当初“四万亿计划”的后遗症，如地方债务的扩张与投资项目效果欠佳等。
当然，对中国地方债务的扩张也不必过于放大。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接受采访认为，虽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比例比较高，但这些债务主要用来基础设施等固资投资，而非国外一些地方或中央债务只又来支持消费，因此未来有投资回报的收益。其次，中国方债务作为内债而非外债，因为中国独立的货币体系，因此地方在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形时，中央可利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托底。因此，地方债务问题既需要关心，但也不用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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