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特约评论员 姜志勇
旧制度指束缚发展的、过时的制度，一般会涉及到思想、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旧制度都存在了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制度和已有的既得利益、固有的意识形态、官僚体系等高度融合，从而增加了旧制度的稳定性和牢固度。旧制度如果不能及时打破，其不但会限制发展，且会因为长期积聚的不满而引发革命。不过，革命就一定能够彻底的打破旧制度吗?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爆发就是为了要摧毁一切旧制度，然而大革命却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也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观点。晚清时代，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精英面临启蒙和打破旧制度、建立现代国家的双重主题，然而因为旧制度的牢固性，及其背后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阻扰，中国的新型精英选择了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革命，然而革命者很快就不那么乐观，旧的王朝虽然被推翻了，但包括情感、习惯、思想在内的旧制度仍然牢固，中国还不能算一个现代国家。面临这一局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精英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革命还不够彻底，中国除了进行政治革命外，还要进行思想革命，要打倒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胡适为代表的精英则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共产革命较辛亥革命更为彻底，其对旧制度的打破也更为彻底，不但打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制度，且全盘学习苏联，全盘苏化，但即使是这样，长期封建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官场陋习、官场文化并不是被打破了，而只是被暂时压制住了，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潜存了下来，一旦外在的压力放松，就会死灰复燃。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地方放权和意识形态放松，中国的官员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发展经济的权力，然而，在经济实现增长的同时，官场的封建陋习也死灰复燃，圈子文化、帮派主义、山头主义等不断回潮，腐败也是愈演愈烈。在革命之前，官场的这些陋习是引发革命的重要因素，但革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不解决这些问题将可能再次引发革命。面临如此复杂的问题，如何打破旧制度需要执政者具备大智慧和大魄力。
毛邓如何打破旧制度
除了暴力革命外，有没有打破旧制度的更好方式?特别是在同一体制内，当执政者希望保持国家稳定的情况下，如何来打破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一问题就涉及到革命和改良了，既然革命不一定能打破旧制度，那么改良无疑就是另一个选择，改良相对革命来说还能避免国家陷于动荡和分裂的风险。
在毛泽东时代，当共和国建立一段时间后，特别是当利益格局逐渐稳定后，毛发现共和国并没有实现他革命的初衷，并没有很好的保障工人和农民的地位，新形成的官僚阶层甚至有脱离人民群众的风险，特别是社会上可能会重新出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会成为当权者，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在四清、五反及意识形态批判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毛选择了自己特有的方式，既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打破自己亲手建立的制度，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毛的方式是错误的，不但不能解决旧制度的问题，且造成了大量的新问题，国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邓小平选择了和毛泽东不同的方式，他认为毛之所以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是因为他在思想方面的错误认识，中国不能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主要任务应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从而丰富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在一定时期内应容许有产阶级的存在。邓领导国家的初期，面临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旧制度，他巧妙的选择了从思想领域进行突破，先突破两个凡是，再突破姓资姓社，再突破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极左观念，通过一个一个的思想突破，他顺利的破除了旧制度的束缚，成功的实行了改革开放。
当前时代的旧制度
邓小平时代的旧制度主要是思想上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旧制度也大多出于极左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成功的进行了改革，国家一举成为世界强国。相对于邓小平时代，在当前时代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旧制度是什么?是否还是思想上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思想领域虽然还存在意识形态，但这一意识形态已经有别于毛时代积极有为型，而逐渐变为守成型，既不再像毛时代那样要彻底的消灭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有关的一切，而是仅仅要保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当前意识形态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维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且为了维持这一执政地位，意识形态可以不断的进行变革。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江泽民任领导人时期的三个代表思想，将资产阶级纳入到了执政的基础之中，并允许资本家入党。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有新的举措，最为关注的是其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并将传统作为决定中国道路的核心因素之一。
所以说意识形态已经不能成为阻碍发展的旧制度了，当然如果陷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死角，持有极右的观点，则会认为中国应该接受自由主义，但中国的精英大部分都已经认识到西方自由主义是非常危险的，贸然采用将把中国带入极度危险、不确定中，这已经为一些实行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所证实，这些国家并没有享受英美的繁华，反而失去了已有的优势，并把国家拉入了动荡之中。
经济上的旧制度也不能成为阻碍发展主要因素。时至今日，经济上中国已经没有禁区了，所有的方面都可以讨论，经济学家是中国最为思想自由的一个群体。今日中国的改革虽然还是主要以经济体制为主，但经济上的问题更多是技术问题、智慧问题，而不是能不能、许不许的问题。今日阻碍经济发展的更多是政府的问题，是政府管的过多、政府的治理能力问题。要充分发挥市场看不见手的作用，就必须管好政府这只看的见的手。
政府的问题是阻碍发展的主要问题，这又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政府该管什么的问题?这涉及到政府的权力边界，也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应该从参与者、干预者转变为管理者、监管者。这就需要政府下放不该有的管理权力，进行自我革命。第二，政府怎么管的问题?这是法治的问题，有权不能任性，政府要依法行政。第三，官僚阶层的问题。官僚阶层是政府权力的具体执掌者，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就需要解决官僚阶层的问题。官僚阶层的问题主要包括官僚作风问题、腐败问题、官场文化问题、利益部门化问题、官商勾结问题。总之，官的问题在今天很多，且受群众诟病很深，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主要问题，官的问题不解决，政府的治理能力很难提升，政府体系的现代化也很难得到实现。
反腐败打碎官场旧制度
政府问题是影响当前时代发展的主要旧制度，如何打碎它?有别于毛的运动式、邓的从思想入手方式，习近平选择了以反腐败为切入点，通过反腐败来打碎官场的旧制度，并通过打碎官场的旧制度来带动政府问题的解决。这一方式也是毛邓方式的综合，反腐败已经成为一场运动，且势如破竹，中国官场的很多陋习都迎然而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这一点已经为国内外所认可。此外，反腐败也着力于思想，在反腐败的强力冲击下，传统官场的旧思想得到破除，如当官发财的思想，当下很多人都认识到公务员工资低，除非腐败，当官是不能发财的。甚至群众对官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受到了冲击，当官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职业的首选，当官已经不再是最能光宗耀祖的事情，群众正在以更为平常、更为正常的眼光来看官了，在这一思想转变下，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开始减少，公务员下海潮再次出现。
反腐败打碎了官场的哪些旧制度?这个可以列举很多，例如送礼文化，喝酒文化，在反腐败的冲击下，礼品行业开始不景气，公务员喝酒少了，很多地方明确要求公务员工作日中午不能喝酒，婚丧嫁娶也不能大摆酒席，更不能收受礼金，否则将受到严惩，很多人就因为摆酒席而得到了惩处。再如，公款消费潜规则，随着公务消费报销制度的改革，现在报销要求更严，能报销的名目也更少，很多官员开始大呼有钱花不出去。反腐败也打碎了官场司法不平等的潜规则，随着刑不上常委、铁帽子王等观念的破除，司法平等观念正逐渐深入人心，中国正在彻底消灭官员中的司法特权群体。
反腐败的效应不止打碎官场旧制度，他还通过打击贪官来破除已有的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打击利益集团来破除行业、部门内存的旧制度。此外，通过反腐败长效制度的建立，特别是法治的逐渐实行，政府的行为开始得到严格规范，这为政府自身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环境。过去两年来，在反腐败的震慑下，各级官员对中央的要求执行的非常积极，破除了政令难出中南海的危机，各级官员落实中央要求积极简政放权、优化审批服务。中国政治问题主要是人的问题，解决了人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很好解决，而反腐败就是解决了官员行政、善政的问题。
王岐山实为改革先锋
在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之中，反腐败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王岐山为什么要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十八大后的一次座谈会上，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一本书，“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句话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前期资本主义，一个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强调资本主义前期，是要让专家深思，不要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今天是如何的好，更要看他们曾经走过的路，言下之意寓意中国要实现现代的治理需经过一个较长时期，不可能一触而就，甚至要和旧制度、旧势力进行殊死搏斗，但中国不能冒法国大革命的风险，也不能承受那种后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旨是认为革命不一定能打碎旧制度，特别是情感、思想、潜规则等方面，改革是更为好的选择，他推荐这本书是为改革做铺垫的，他虽然不是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但他实际上起了改革先锋的作用。
(姜志勇，国家信息中心副处长，生民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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