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熊丽英
2010年缅甸军政府突然要“革自己的命”，宣布脱下军装、开放选举、解除党禁、释放政治犯，甚至明里暗里“拥抱西方”。作为与缅甸有着数十年友谊，特别是在缅甸遭遇西方制裁后，几乎成了缅甸最重要朋友的中国，对此事作何感想，恐怕不难理解。
2011年中国在缅甸建造的密松水电站被缅甸政府“叫停”，此事是新世纪以来中缅外交的一个转折点。从该事件起中国国内开始对曾广为宣传，但在一些专家看来是一厢情愿的“胞波情谊”提出质疑，缅甸的“反华情绪”也由这次事件，逐渐从上缅甸蔓延至全国范围，并不断的演变成一场又一场的反华闹剧。于是此后为了消除缅甸国内的这一负面影响，也为了靖边西南，中国对缅甸外交政策做出了调整。这种外交调整在不熟悉中国外交方式的人看来，或许是一种“秘密”的范式——即通过并不声张、但卓有成效的细微改变，保障中国在缅最大利益，促使变化了的缅甸，重新认识中国。
首先，中国对以往“兄长式”的外交方式进行了反思，并呼吁中国对缅投资企业尊重缅甸的民意关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升透明度。其次，中国加大对缅公共外交的力度，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到民间，多层次多维度的对公共外交活动不断展开。这种外交并不常见诸报端，因而也是一种特殊的“秘密外交”范畴。
与此前饱受诟病的 “政府对政府”外交模式相比，调整后的中国对缅外交更具灵活度也更接地气。显著的变化在于，中国加大了与缅甸在野党派及民间社会的接触。
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国内的学术科研机构及民间组织。从2011年起，国内学术界率先对替代种植的利弊、中国对缅甸投资模式转型、中缅农业合作模式、缅甸环境和社会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在此过程中广泛的邀请缅甸官员、议会成员、学者、社会活动家、环保人士、总统府顾问、少数民族代表、媒体观察员等参与其中，以开诚布公的对话来增强彼此之间的互信。从2013年起，缅甸最大的在野党全国民主联盟（NLD）多次受邀向中国派出高层次的访问团，先后对北京、上海、云南、广西等地进行考察。外界甚至一度传出，该联盟精神领袖昂山素季也将访华。
另一著名组织“88学生”成员，也多次参与国内相关的学术讨论。国内相关的科研学术机构也多次赴缅甸与主流反对阵营的民主派别进行交流，这些党派虽然在政治资源和受关注度方面无法与执政的“巩发党（USDP）”及“全民盟”相提并论，但领导成员大多为缅甸国内的意见领袖和知名人士，他们的言论往往也会对舆论导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与互动对于改善中国在缅甸的国家形象也是大有裨益。
2011年“密松水电站事件”后，中国鼓励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中缅合作中去。目前做得比较好包括中促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中缅友好协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在这些民间机构的主导下“中缅民间交流圆桌会”、“共促民生发展”企业家对话会、中国医生“光明行”、“中国扶贫基金会胞波助学金项目”等交流机制和合作项目被逐渐的建立起来。
同时，伴随着中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及“一带一路”经济计划的提出，中国沿线省份对于缅甸的兴趣也日渐浓厚。2011年后，每年到缅甸访问的来自中国各省份代表团络绎不绝，其中以云南、广西两省最为积极。两地与缅甸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方面的联系最为密切，并都希望能在新的中缅合作战略中提升自身的地位。
然而，尽管在2011年之后，中国意识到了公共外交尤其民间外交在中缅关系中的重要性，并加大了在政府外交之外，具有亲和力的外交的力度。但“一拥而上”、“重量不重质”的现象还是偶有发生。
国内学界的一些基本判断是，短期内，中国希望通过与缅甸民主党派、意见领袖、左翼文人、媒体机构的对话与交流来改变缅甸人对中国的既定态度还是有很大难度的。历史因素、大国博弈以及缅甸内部民粹主义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这也给未来中国对缅外交提出了新考验，或许也是其它方式“秘密外交”操作的突破口。（作者系云南社科院东南亚问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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