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即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项文件，由于历年主题基本都关注三农问题，因而它一般指的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但不少人可能都发现了，这样的“一号文件”仅存在于1982-1986年和2004年至今，1987-2003年的“一号文件”并不锁定三农问题?尤其是江总书记任内，中央为什么连一篇真正的“一号文件”都没有?
故事要从“一号文件”的性质及其历史变迁说起。
80时代，三农为改革开山辟路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是整个改革战略的火车头，著名的事件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废除人民公社等。
同时，由于“一号文件”冠以一号之名，因而无形中似乎这个文件就别具重要性，于是中央为了彰显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将每年“一号文件”的主题固定为三农问题，从1982年开始，一直延续了五年。
其中最重要的是1982年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3年发布的第二个“一号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
到1986年的时候，农村改革高潮相对来说已经步入了尾声，因而这一年的“一号文件”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份“一号文件”，内容也相对“务虚”：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90年代：城市改革优先，三农默默付出
此时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了，农村改革已经获得了很大成功，城市改革刚刚开始发力。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央在事实上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战略，城市经济改革大幅度迈进，其代表性事件包括：股市改革、财政改革、浦东开发、国企股份制改革等。
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二元经济结构，即现代的工业部门和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农业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即农民工)，而且还要提供农产品剩余(即廉价农产品和巨额农业税金)。
虽然外资在沿海地区已构成了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但农业税金依然构成了广大县乡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中西部地区尤甚。
也就是说，要想工业和城市大发展，必须要三农来做出贡献，出人、出物、出钱。
这个理论也就是整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三重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在整个改革战略当中，三农退居“二线”，城市和工业居于首要地位，三农议题在“一号文件”上消失了，“一号文件”。
2004年，三农问题时隔18年后再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显示出胡温时代对该方面问题的重视。当年“一号文件”的主题是《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矛头直指此前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弊病。
而从此至今，“一号文件”已经连续12年聚焦“三农”了。
附：历次“一号文件”
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1984年，《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1985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1986年，《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2004年，《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2006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7年，《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008年，《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2009年，《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2010年，《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2011年，《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
2012年，《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2013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2014年，《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2015年，《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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