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北京1月30日电（记者辛忠）“IMF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过于乐观”“2040年以后中国绝不会有高增长”“中国已悄然进入高技能劳动力过剩阶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陈玉宇，29日在北大光华“思享会”上对2015年的中国和全球经济形势作出了大胆判断。陈玉宇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此前曾任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司。
全球经济复苏慢 2015年面临三大风险
2008年后，人们希望找到能帮助全球经济摆脱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陈玉宇认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速度比想象得慢，从整体上来讲，没有一个政策能够轻易地使全球走出危机。
2015年世界经济面临着至少三个风险。第一，美国过早退出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将把全球带入水里。第二，欧洲经济衰退的风险，欧洲最近实行的货币宽松政策是有帮助的，但效果将很有限。第三，中国如果发生比较严重的经济下滑，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很大压力。
陈玉宇认为，世界经济复苏之所以很慢，一是，当今全球处在快速技术变革时代，这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对传统产业造成巨大伤害；再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利润，配置资源对已有的经济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两个因素的存在，使得从危机中仅仅利用扩张性的宏观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中国经济增长能力下降 工资与生产率赛跑
对于中国经济形势，陈玉宇认为，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中小企业的倒闭，以及中小企业贷款给银行带来的不良贷款。中国经济增长走弱同样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许多力量在走弱；第二个是中国的宏观政策不够得当。
在长期力量方面，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引擎发生变化。前三十年，中国主要依赖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当前，中国进入了工资与生产率赛跑的新时代，工资上升速度超过了生产率，不少企业因此陷入了困难。陈玉宇透露，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50%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来自新企业，当前传统企业丧失了扩张能力，新企业、新行业成长速度快，但份额还不大。
第二是政府作用的变化。此前，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方面发挥了积极角色，现在企业需要从技术到商业模式的创新，政府作用很有限甚至是负面作用。
第三是中国社会分裂和压力，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伤害；第四，中国高速出口增长的力量消失；第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少长期资本市场工具的支持，地方政府都受到了短期债务的压力。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为防止债务风险和房地产泡沫，中国实行了两三年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陈玉宇表示，债务和房地产需要的是政府有针对性的管制政策，而不是宏观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解决泡沫和风险问题，相反使得债务风险和不良资产扩大。陈玉宇的结论是，无论有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会调低，但现在的困难只是阶段性的，困难将持续至少两到三年。
预期：2040年以后中国绝不会有高增长
据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披露：我国老龄化形势严峻。高龄老年人口继续增长，年均增长100万人的态势将持续到2025年，慢性病老年人持续增多，空巢老年人口规模继续上升，今年均突破1亿大关。
但是，陈玉宇认为，中国老龄化的困难将体现在2040年以后。从1990到2010年共出生4亿人，这四亿人中将有超过2亿人受到高等教育，这是中国经济最可依赖的资源。2045年前，中国的抚养比和老龄化并不是很严重，中国经济尚能保持相对高速增长，2040年以后中国绝不会有高增长。
中国已经悄然从低技能劳动力过剩发展到了高技能劳动力过剩的阶段。中国未来需要一个强大的劳动力市场把这四亿年轻人配置到城镇化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去，但是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城市化路线图，中国政府过于主导城市的发展，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在哪里发展。
陈玉宇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只需要一个战略，即让市场发挥作用，让劳动力市场把四亿人配置到各个地方。20年后，中国将有110个城市进入全球最大的600个城市之列。中国的城市化就是这4亿人的城市化，未来就在这110个城市。这4亿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使中国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有长足的进展。这些是决定中国经济的根本力量，跟这些力量比，政治是居于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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