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香港备受困扰的民生问题为何难以解决？殖民统治时期的港英政府给香港留下了怎样的深层次矛盾？而现在部分港人存在什么偏见？本报记者访问了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郑赤琰教授。
港英政府管治缺失
郑赤琰认为，在许多方面，港英政府并未在殖民统治时期履行应尽的管治责任。
他说，1967年香港大暴动，其真正原因并不是表面所看的左、右派相互斗争，而是港英政府后来亲口承认的“管治不当”。根据时任港督的调查，居民收入、教育、医疗和房屋等各方面都存在严重的矛盾和缺陷，社会对立、民怨沸腾，“当时居民生活水深火热，暴动自然一触即发；如果大家都生活得很好，怎么会有人去回应暴动的提议呢”。
而十年后的1977年廉政风暴，起因为香港警界相互勾结、勒索商户和受贿贪污等恶劣问题被揭露，其中有警察头目逃往国外，用其在香港贪污的钱在加拿大买下几幢大厦。郑赤琰感叹，“可见当时的港英政府这个大机器，已经腐烂到什么程度”。
上世纪80、90年代刮起的香港移民风暴，在郑赤琰看来，也是港英政府管治失利的结果。他说，港英政府之前几十年没有好好管治香港，而在租界到期前的十几年里，这些民生难题根本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于是香港人只好纷纷移民。举例来说，当时新加坡政府给香港2.5万个家庭移民的名额，市民排队领取申请表格的队伍从金钟一路排到湾仔(约2公里)。郑赤琰形容，“十几年的移民潮，把香港的人才和资产都清空了”，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遗留矛盾难以根治
郑赤琰认为，港英政府的败绩，全部留给了特区政府，这是造成今日管治困局、改革无力现状的原因之一。
房屋问题是改善香港民生的重中之重。相比于人口密度更高于香港的新加坡，两地人民的居住水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郑赤琰在新加坡生活多年，对当地的公屋政策了如指掌。他说，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推行公屋政策，为市民提供租金低廉的住房；而后以“租金抵消房款”的形式将公屋低价出售给租户，惠及全国约80%的人口；至80、90年代，新加坡政府更拨款给每户4万新加坡元，供翻新、加固及拓展房屋面积之用。经过几十年政府的不断努力，现在新加坡的公屋全部坐落在最繁华、发达的中心区域，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最大保障，无论什么阶层的人，都有合适的栖身之所。反观香港的房屋现状，公屋难求、“劏房”不绝、低收入人群“望楼兴叹”。郑赤琰说，这些本该由港英政府解决的问题，却拖了几十年一直留到现在。
他又说，很多人以为“劏房”是回归后才出现的，其实早在港英政府管治时期已有了，那时甚至还有“劏床”，一张床由3个人轮班睡，条件之恶劣无法想象。
而现在的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等问题，郑赤琰直言，是由于港英政府时期没有在普通打工人群中推行公积金政策，致使当下的老年人身无积蓄、无法养老等严峻事实。他说，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政策是在回归后才开始施行的，“九七”之前，只有政府公务员和大学教职员能享受公积金，其余人一概没有，“没有存款，穷人只会越来越穷”。
“恋殖”情绪盲目偏见
“‘恋殖’情绪说到底，是香港人的盲目和偏见。”郑赤琰分析说，自从香港开埠以来，中国经历了清末战乱、八国联军入侵、军阀统治，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各个时期不断有人逃难到香港。当时，殖民地是一个圈起来的地方，中国的内乱乱不到这里，他们自然觉得这里生活安稳。
再加上，上世纪中国3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而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地位上升，香港人的优越感也“水涨船高”。对比改革开放后腾飞的内地，香港优势难以重现，所以有许多香港青壮年开始盲目片面地迷恋殖民地时期的辉煌。
而现在香港的“80后”、“90后”之所以对殖民地怀有迷恋情绪，郑赤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所受的父母教育有关。他们的父辈有的逃难而来，经历过环境艰苦的中国内地和条件开放的香港，理所当然地将这块殖民地捧上了天。年轻人在耳濡目染下，也渐渐认同了这种偏见，甚至开始对特区政府和中国内地产生抵触情绪。
郑赤琰说，很多人仍然以为现在的香港是英国人成功管治的结果，但这是一种“错觉”。直至今日，特区政府还在收拾英国殖民地时期留给香港的烂摊子，包括房屋、医疗卫生、个人储蓄、公共安全等各个方面。
“现在特区政府乃至中央能做的，就是给予香港人‘感受得到的关怀’，从小处着手，从让人感觉得到的地方做起。”郑赤琰补充说，例如沪港通、或酌情补贴因人民币升值而收入受损的口岸商户等，都是可以慢慢消除香港人偏见的互惠政策。
郑赤琰最后建议，“还有重要的一点，应把香港官方语言定为中文”，英文可作辅助，但绝不能优于中国人自身的语言，这是一个国家对国民最起码的要求。本报记者 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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