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课堂在沙朗村的牛背上
记者：你作为一名外交官，因为叵测的行踪和传奇的经历使得你的生活漫漶着神秘的色彩。此次重返昆明故乡，恢复你昆明人的本色，请你谈谈你非常的成长经历……
张：我祖籍山西，父亲是随部队南下入滇的普通一兵，小学文化，参军时为山西的一名农村青年。我1976年7月高中毕业后，毫不例外地随知青潮涌向了富民县沙朗村插队落户。身在偏僻山村，却没有泯灭过升学梦，1977年我参加高考，录取到农学院，但因病未能如愿进入高校殿堂。只好在沙朗村继续放牛。
放牛是寂寞枯燥的，但这种环境又正是我刻意追求的，我母亲曾送我一台简易的茶花牌收音机与放牛的生活全程相伴。我就以牛背为课桌，天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那可说是最早的远程电化教学，当然不可与现今的电视、互联网教学同日而语，但也使得一个深处封闭偏远山村的我，认知了除了自己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尽管我学得那么步履蹒跚，那样艰辛，没有面授老师，没有语言环境，没有语音设备，仍是这样坚持学习了两年，这一切都是源于我对知识的渴求。
1979年，昆明市在知青中进行招工考试，我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一，获取了进入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的通行证，在乡下自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到省旅游局接待处接待外宾。但一接触实际我才发现自学的那点英语太差了，特别是口语方面。除了再上学深造，没有别的选择。1981年，我报考了外语，上线的考生中，我列居第63名。按成绩可录到北京二外，我选择了川外，理由是为家里节省一些费用。
川外的生活富有挑战性，许多附中学生外语基础好，开初我在班上名列末位，后来拼命赶超别人，一二年级均是三好生，到了四年级一跃而为全年级的尖子。这时外交部到川外招一名工作人员，我的学习成绩面临最严厉的检验，结果口试、笔试、面试均顺利通过，于是我的生命历程出现了重大转变。1985年8月13日，我离别昆明走向陌生的北京，当时因没有能力坐卧铺，最后选择了钻到硬座下躺了56个小时上北京的最经济的“卧铺”。我从此开始了职业外交生涯。
与常人不同的生活
记者：初到外交部你的工作与现在差别好像还是比较大的?
张：是的，那时我在信使队，在全球通讯尚无法与当今相匹比的十多年前，这个机构的工作尤显重要，是外交部一个机要部门，国家领导和有关部门要了解世界局势，都需要参考信使队的调研资讯。
外交信使，频繁地往返于各个国家间，他们需要精通外语，有丰富的外交知识，敏锐的洞察力，较强的分析国际局势和问题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些，国家需要作大投入，我们三个人的信使队，培养的费用高达53万美元。不了解真情的人，一定认为这项工作是何等令人羡慕和有趣，而这其中的甘苦和危险性，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验。长年浪迹天涯，与亲人长年分离且不说，还有一定的危险。在我到信使队之前，已先后有6位队员殉职。我在信使队5年，访问和调研了121个国家和地区，这数字没有一丝虚夸。
1990年，工作了5年后我又考入北大攻读硕士研究生，3年学习结束，我的导师薛谋洪亲自送我到哈佛继续深造，得到导师如此垂爱的学生，也许不多。以后是到UC伯克利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学习，最终以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结束了我的学习生涯。
记者：作为一名外交官，你的生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之处?据说你的妻子还是云南体坛名人?
张：作为外交官，大都要远走异国他乡，免不了让亲人思念牵挂，与家人聚少离多。我女儿出生时，我在牛津上学，待来年重逢，女儿已能蹒跚走步。与父母的别离就更漫长。我妻子肖杰和我一样辗转世界各地，并为我作出许多牺牲。她也出生于昆明，曾是我国著名羽毛球运动员、1987年云南十佳青年。她10岁入选云南省羽毛球队，16岁进国家队，退役后从北京体育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到过世界十多个国家进行比赛和交流，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
阔别家乡多年，我希望能为家乡尽一分力，所以当云大的红色校徽别上我的胸襟，我就想：我不会辜负硕士研究生导师这个荣誉，我虽离家乡太远，但我会寄资料给学生，为学校培养人尽一分力。去年回家省亲短短10余日，为一些大学和单位作报告开座谈会便占去了5天，我愿意尽力满足家乡父老的要求，利用一切讲坛告诉人们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中国的国际新形象。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