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晓宇

　　“颜色革命”之于中国，一度像它的始发地东欧及中东一样遥远。而去年发生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和台湾“反服贸占立院”事件表明，披着“雨伞革命”、“太阳花运动”的美丽外衣，“颜色革命”已然威胁到中国。此时，很多周边国家都面临甚至承受着所谓“革命”的洗礼，波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周边外交。

　　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邻邦，从总统普京近来的多次表态中可以窥见该国面临的“颜色革命”威胁有多紧迫。去年7月，普京在俄安全委员会上说，所谓的“颜色革命”是“受外部煽动和资助的政变”，“俄罗斯人民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它发生”；11月，普京又在该委员会上表态，多国发生“颜色革命”对俄来讲是教训，也是警示；俄政府会竭尽所能避免其发生。

　　俄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发出类似的警告，他在去年11月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上直接将矛头对准西方，称美欧制裁是“希望俄实现政权更迭”。时间再往前推一个月，彼时正在俄出席中俄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向俄副总理罗戈津直言，西方国家正支持香港反对派在中国发动所谓的“颜色革命”，他并呼吁中俄用加强合作进行“反击”。

　　结合中俄对“颜色革命”的定性可以看出，发生“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不是随机的，而是或多或少的指向这两国。可以说，“革命”不过是一种秘而不宣的外交手段，它是由西方精心策划，假借受害国人民之手，行对现政权“变色”之实。中东的“颜色革命”则应归咎于美国的地区政策，特别是反恐战争后遗症。除去中东，我们发现所谓的“革命”从未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是集中在两地：俄罗斯以南的中亚和中国以南的东南亚。

　　在中亚，与新疆接壤的吉尔吉斯斯坦2005年爆发郁金香革命，这次“变色”因所谓的“选举舞弊”而起；紧接着，蒙古也爆发游行示威，反对派指责政府高官贪腐，并要求他们对多数蒙古人民的长期贫穷负责。蒙古有对中俄不言而喻的战略地位，特别是那里有中国紧缺的矿物资源。而近来美国却和蒙古关系热络，前者还承诺向后者增加军事援助。无疑，若亲美政党在蒙古上台，等于是在中俄身边“埋雷”。

　　在东南亚，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伴相生，同样是引发“颜色革命”的导火索。2007年，缅甸民众的反政府示威因不满当局取消燃油补贴而起，当人们喊出“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的口号，运动已经悄然变色，并被亲西方媒体冠以“袈裟红革命”。在泰国，自从2006年他信政权被推翻后，“革命”成了家常便饭。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国平”的评论称，泰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幸亏我们没有走西式民主那条不归路”。言下之意，“颜色革命”非但不会给“受骗”的人民幸福，反而会将他们的国家引向灾难。

　　然而“颜色革命”的杀伤力并非点到为止。中国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历来保持着友好交往，但近年来情况发生变化。以上述缅甸和泰国为例，中缅密松水坝坎坷不断，中泰高铁项目一波三折；中国泛亚铁路计划、中缅输油管建设也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

　　事实上，“颜色革命”对中亚和东南亚国家的震荡，不仅威胁中国在这些周边国家的投资布局，还会直接干扰习总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好消息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会议去年4月已经首次就共同防御颜色革命进行了探讨。不妨将中俄“反颜色革命联盟”扩编，以上合为蓝本，邀请中国周边及伙伴国都加入，并组建智库，设立基金，共同研究对策。

　　如果说俄罗斯是中国周边受“颜色革命”威胁最大的国家，越南就是反制“颜色革命”力度最大的国家。越南和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像后者警惕“和平演变”那样，越南共产党也面临着类似的威胁。以驳斥“军队国家化”为例，新时社网国际频道曾多次发文援引越南官媒对该问题的论述，这与《解放军报》的系列评论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对比越南和蒙古，虽然两国都在努力接近美国，但前者显得更加小心翼翼——毕竟越共只对拉拢美国对华施压感兴趣，“颜色革命”还是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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