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是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座标怎么定的问题。在从政之前，我曾冷静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两个问题，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么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么？我当时对自己定了这么几条：
一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正如孙中山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发财，现在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种合法致富既发财又光荣，将来税务部门还要给你授奖，因为你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赃官、贪官，既名声不好，又胆颤心惊，总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的下场。所以，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一个人也许一辈子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但最起码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二是在从政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公式，没有这种规律。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这个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罢，或者是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要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相配合，看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配合作用。这些都不是一种定数，不是用数字可能推算出来的。譬如讲，你要想当将军，首先必须能够打胜仗，只打败仗的军人非但当不了将军，还有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时，你具有了打胜仗的本领，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也就是说，只有你将机遇和成功的要素集于一身的时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很难的。如果你主动去追求，终生不得志，将会很失望、很痛苦的！这就要对升迁问题怀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说的那样，“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三是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干工作的准备。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后，一些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为谁啊，我这么干还要受到这么多的冷遇，这么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当时跟我们一起从政的人就因此而离去了。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只要你坚持下去，最后都会有所成就。成功的规律就是一以贯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我的从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艰辛、考验和挑战，没有这些是不可能的。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飙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煹笔痹谖颐钦庖慌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啊！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较深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对再下基层是充满信心的就义无返顾地下去了。尽管会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经历着挑战和习验，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至于最后大家对我认可到什么程度，后人自有评说，我自己并不在意。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团结问题是我们干部队伍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团结与合作问题也是我们中国人遇到的大问题。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省里有一位老领导集一身之经历，写了个一生从政的体会——《团结学》。尽管各种因素在任何时候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团结永远是前提。它绝对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纵观古今都可以证明这一条。例如，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就很有特点。他们个人有多大本事，还有宋江，光从文学上看，很难把他写得很漂亮。这种人物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怎么会被大家所拥戴？实际上，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们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这么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沟通，这就是大本事。过去我们都很注意那种“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种突出的本事。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
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
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 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我的成长进步起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在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30多岁的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求我回去工作，县里同意我回梁家河大队工作。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申请书前后写了8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吃俩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您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哪个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第2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8份。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当写到第8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在我进一步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5天，最后就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在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干）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因为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在前面讲，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里“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才了解的。看看当时的中央文件与当地实际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9，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8个省部级干部里头，我了解的有王岐山，他现在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要像爱自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
杨：人生关键是要有一种信念，就是他很清楚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走邪路。
习：你说的很对。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杨：据我知道，你们这批知青现在仍然非常关心、挂念那里的黄土地，您和大家都尽力为当地的群众、为促进那里的经济发展办了不少事。
习：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1999年，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给当地领导说说，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我想，这既是全省人民对您的信任，也是人民群众对您过去所做工作的认可。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习：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还说得过去吗？
杨：好。谈得非常有意思。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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