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
“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以敛财为目的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成型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公安机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主旋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打黑”主战场，并不出在各大工矿区，而是在粮食产区晋南。
第一大案，当属1991年破获的运城“狼帮”。以运城传染病医院锅炉工张永强为“帮主”的23人团伙，从1988年起，到处网罗“两劳”释放人员、流氓无赖和卖淫女，使“狼帮”很快发展成拥有60多名骨干、100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团，其“盈利模式”，是安排卖淫女“放鸽”敲诈、聚赌放胡、拦路抢劫。
“狼帮”最大特点，是武器先进、堪比正规军。其拥枪100多支，其中一支“五四”手枪归帮主使用，还有微型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2支，五连发仿制手枪20多支，单、双管猎枪80余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20余枚，烈性炸药20多斤，管制刀具百余把。
警方对“狼帮”的最后定性是：一个以社会渣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1994年5月，运城司马光祠堂被盗，盗贼将11尊泥塑雕像的头部锯下，走私到海外。新华社内参报道后，中央领导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的文物。”紧接着，晋北忻州一带的群体拐卖外地妇女事件，亦被媒体曝光。
为此，山西警方展开了专项“严打”，史称“南征北战”。在彭真的老家侯马市，“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涉黑集团浮出水面，警方抓获了125名“盗墓贼”。
侯林山、郭秉霖两人，盗掘、走私春秋战国古墓，“富可敌市”，百万、千万绝非夸张，其经济实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彼时，两个犯罪团伙高薪养人，马仔均拥有汽车、摩托、大哥大、传呼机、“五连发”猎枪，硬件、火力远胜警方。后来，以其人其事为原型，还拍成了一部电视剧。
此案要害，在于这是山西首个暴露出“政界警界保护伞”的涉黑案件。山西省公安厅正科级侦查员范文龙，侯马市委副书记张洪生、政协主席李刚、政法委书记许进学，公安局副局长贾守德、路西刑警队副队长刘林、干警周志国，侯马市浍滨办事处副主任姚河平等人，因此纷纷落马。
1995年，一起更加震撼的大案发生，即“6·29抢劫运钞车案”。此案已非警员给黑道提供保护伞，而是警察直接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
四名案犯是白法义、徐成吉、芦裕山、徐存科。其中，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队中队长。抓捕徐存科时，徐的同事郭曾中弹牺牲。最后，愤怒的太原警察将躲在家中的徐存科当场击毙。其余三人，最后全部被判死刑。
1997年，我国修订《刑法》，在第294条中创造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一概念，定义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00年12月，最高法颁发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四个方面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其中第三条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从这些司法条文看，“狼帮”、“侯百万”、“郭千万”、徐存科团伙时期，正是黑恶势力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演进的关键节点。
太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七大犯罪团伙--“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无不带有鲜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上述对联中描述的七个人，分别是指丁巍、林二伟、曹志生、任爱军、米新民、郭喜平和绰号“三马虎”的李满林。
上世纪末，在太原解放路，“拐五”米新民因捅死“道上”另一大哥“小鱼胖”，从此亡命天涯。2014年张新明落网后，“拐五”在其兄“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被擒。其余六人，均在本世纪初席卷全国的“打黑”中落网。
七人中最有名的，当属李满林。1986年，17岁的李满林和朋友去太原绿柳巷跳舞，一个叫王强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脚，李满林等人便手持菜刀，将王强砍死、王的同伴刘晋平砍伤。随后，李因流氓罪被判刑两年。
刑满释放后，李满林开始纠集昔日狱友、刑满释放分子、劳教和有劣迹的社会混混，通过设赌抽头、放高利贷聚敛钱财，势力逐渐壮大，成为称霸一方的“山西赌王”。
1993年，李满林手下、绰号“李向阳”的吴铁虎，到“小四毛”的势力范围太原华洲宾馆设赌。“小四毛”命人把吴绑到太原东山痛打，还敲诈了几千元；随后，李满林另一手下“赖黄毛”张海默，又被“小四毛”和任晓峰打伤。
为了报复，李满林率队持枪，在太原柳巷老字号“大观园澡堂”和“小四毛”团伙火拼，当场打死杜大忠，重伤任晓峰。从此，小四毛对其服软。
一位和李满林哥哥李茂林有过交往的太原人告诉《财经》记者，“三马虎上面有人，太原、省里和北京都有。”“大观园”火拼后，李满林很快被取保候审，成为黑道传奇。
李满林锋芒毕露，且“上面有人”，丁巍、林二伟、曹三胖等人纷纷避让，尊其为“大哥大”。
1994年开始，李满林的赌场遍布太原，宛若内陆澳门。山西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往往一场豪赌就倾家荡产。欠下李满林团伙的高利贷，必须及时偿还，否则必定断胳膊断腿。
设赌放贷让李满林财大气粗，其常到澳门葡京豪赌，输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已是常事。
2003年元月，被称为“山西涉黑第一大案”的“三马虎”黑社会组织团伙案宣判：李满林死刑，处罚金800万元；其余27名罪犯或死缓、或有期。
这一时期的山西黑道，除了明显的暴力敛财，“公司化运作”已开始出现。
早年曾追随王洋、“钢头”的“小四毛”任爱军，从1996年起，与几名香港、广东人合伙，在太原秘密开设多处赌场。1998年，任爱军使用虚假的银行票据分别虚报100万元、2250万元注册资金，注册了太原市“任氏达”贸易公司、太原市“国平”工贸公司，开立银行账户，通过转账、提现，掩饰其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
2002年12月，任爱军因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绑架勒索罪、抢劫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赌博罪、洗钱罪等14项罪名，被判无期徒刑，但目前已出狱。
当混混遭遇大佬
混混的软肋是逆体制，与政法力量对抗，这让他们注定无法从“黑恶势力”向更高阶段演进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张新明，还不是新闻人物。
开始发运煤炭后，张新明的婚姻发生变化，其和乡下的发妻王艳离婚，迎娶了太原铁路局运输处主管的“千金”李艳清。
彼时运力短缺，掌握车皮的铁路货运部门炙手可热。显然，这门婚事使张的煤炭发运业务如虎添翼，这也是张迈向上层的关键一步。
1992年之后，受小平南巡鼓舞，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而“双轨制”亦在部分领域制造了不少混乱。“工农商学兵，一起来经商”，是当时一大奇观。
彼时的张新明，突然“入伍”。一份资料显示，1992年，张新明通过关系，挂靠到中国武警部队（廊坊）学院，成立了武警学院山西经营总公司，后又挂靠武警黄金部队和森林部队，利用部队提供的军牌运煤。此间，张一直想转成现役，但始终未遂。
2014年5月，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张称其武警身份是真实的，“1986年进入武警学校，契机是武警从地方上招纳生产经营人才。到1993年，开始担任内蒙古森林武警总队综合训练基地主任，兼任华北黄金实业集团董事长，后者为武警的三产企业。”
真实情况是：1994年2月，“太原南郊个体户”张新明和武警黄金指挥部生产经营部签订了联办企业协议，武警部门向张新明提供15副军牌（实际提供10副），收取车牌管理费。
1994年，给黄金指挥部上缴了40万元后，张新明改投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安森生产经营公司”，该公司给张新明发放了58副车牌。1995年－1998年期间，张新明向森警总队上缴管理费290万元。2000年元月，森警总队又分得80万元和两辆车。
上述事实，均被写进了山西省产权事务中心2000年对“山西华北黄金实业集团公司”做出的《产权界定意见书》中。
“傍”上军队，是张新明的关键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张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长治路建设了金业公司新办公楼。1998年，国家禁止军队经商，张与军队脱钩，开始正规的公司化运作。
人脉和财富的增长，使得张新明家庭出现新一轮“内乱”。1998年，妻子李艳清怀疑张新明和公司女出纳倪燕萍有染，于是花钱买凶，希望教训一下倪。
山西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1998年4月21日，预收了李艳清4万元的张文革和史晋慧二人，由张文革驾车、史晋慧携刀，来到倪燕萍家楼下等候。等到倪后，史晋慧朝其腹部、左臂处刺了数刀后逃窜。为了制造假象，史晋慧同时抢走了倪燕萍的皮包。法院判决书还显示，皮包里有倪的“警官证”。
事发第三天，李艳清被抓获。张文革、史晋慧则逃往四川，不久后落网。
上世纪80年代的首轮“严打”，张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窃，被拘役和劳教过；而史晋慧也因盗窃罪被判八年。张文革和“三马虎”等人亦有交情，自认为在太原杏花岭区大小算个人物，并不畏惧警方和张新明。
李艳清雇凶一案，经过太原中院、山西省高院两级审理，最后史晋慧被判死刑，张文革和李艳清被判无期。判决书显示，量刑较重的原因，是杏花岭公安分局鉴定倪燕萍“构成重伤”，省高院司法鉴定认为“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损害达到伤残五级”。但是，倪后来成功怀孕产女。
三人均不服判决，家属全部开始上访，控告张新明、杏花岭区公安局长邵建伟以及法官，但张始终屹立不倒。
对张新明而言，社会混混不足为惧，与手握铁路货运大权的妻子家族反目为仇，却异常凶险。但张最后摆平此事--不仅迎娶了倪燕萍，“李艳清也没坐牢多久就出了狱，现在全家已和好”。
“古典混混”和“现代大佬”的偶尔交锋，前者惨败收场。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