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严雪

　　2010年底开始，一场民众上街推翻政府的运动席卷了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被国内外众多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中国的一些学者更是认为，这是有西方背景的“颜色革命”。这场运动兴起的背景到底是什么，4年过去了，在当地产生了什么“效果”？清晰分析以上两点，对判断这场运动的性质是很有帮助的。

　　伴随着这场运动，“颜色革命”这个词也在很多国家“开花”、“结果”。新时社网记者严雪适时采访了来自中东大国土耳其的外交学者乌米特·阿皮拉恩，听听这位中东青年学者代表，对“阿拉伯之春”与“颜色革命”的“高见”。

　　新时社网：中国人很关注这两年中东局势变化，有专家认为是多国政局动荡是“颜色革命”的结果。你作为中东人，同时又是国际关系学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乌米特·阿皮拉恩：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过程。众所周知，“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12月在突尼斯率先爆发，后来蔓延到许多阿拉伯国家。它是由小贩牺牲自己来挑战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可见，中东地区的“起义浪潮”是自发性地、针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可以说，这是在中东地区复杂环境下爆发的第一次规模如此之大、反对派如此之多的运动。另一方面，这也是中东地区转型和民主化进程的起点。

　　但是与此同时，关于“阿拉伯之春”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当前的发展，重新评估。

　　那么结合现在的情况，我认为所有这些“起义”是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东欧剧变的延续。现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已经开始在突尼斯（突尼斯不久前民主选举）显现了，而要继续推进并影响整个地区，还需要时间，也许10至20年。

　　新时社网：那么你认为“阿拉伯之春”，是不是一场“颜色革命”？

　　乌米特·阿皮拉恩：一些学者和专家将其称为“革命”，也有人叫“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冬”，甚至还有人只将其称为“起义”。我也喜欢称之为“起义”或“运动”。也许10年或20年后，当我们得到足够的问题答案后，我们可以称之为“阿拉伯之春”或“阿拉伯革命”了，但仅目前而言，这只是一场草根阶层的运动。

　　运动和“颜色革命”有异有同。实际上所有的地区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社会、宗教、经济、政治背景，所以我们应该搁置他们的各自特点，来进行一个总体分析。

　　先说相似点。二者都是“滚雪球”式发生，并且有“国际示范效应”。在东欧，“起义”从波兰、匈牙利蔓延到东德等国家。在中东，“起义”从突尼斯延续到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这两场运动，国际和国内动力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个地区都强烈地渴望社会正义、民主、法治、透明度和问责制。当然，二者也有一些差异，如地缘政治环境的对立结构、通信方式等。1989年的运动是在冷战的阴影下爆发的，但“阿拉伯起义”是多条导火线导致，如石油、阿以冲突等。同时，“阿拉伯起义”还是由社交媒体催生的，如果没有facebook、twitter等，“阿拉伯起义”也不会如此活跃。

　　新时社网：由中国专家认为“颜色革命”是境外势力推动和策划的，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发生的变化是否是这种原因？

　　乌米特·阿皮拉恩：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分析下阿拉伯国家的人口结构。据统计，大约60%的阿拉伯人年龄在30岁以下。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专制政府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另外，冷战后，全球化速度加快。我们通过智能手机 就可以立即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无论贫富，所有的人都可以有智能手机，所以中东的人民也知道地球村的概念。

　　其次，从“起义”的原因，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他们想要改变。中东的特殊性又让我们看到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高通胀、高失业率；其次深刻的政治性危机，如结构缺乏政治异议、缺乏参与、司法状况、专制政治、宗教压迫。

　　此外，还有间接的外部因素。美国和欧洲大国的介入，阻止了中东的专制和独裁政权的完全崩溃。包括美国1990年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以及小布什政府，甚至在2003年小布什将入侵伊拉克“合法化”，以此表示支持中东民主化。

　　但这些国家（美国和欧盟）已经意识到，中东民主化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例如，2006年，巴勒斯坦大选哈马斯当选，埃及选举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当时，埃及的穆兄会政府的新当选总统第一次正式出访并没有选择西方国家，而是访问了中国。而西方的“民主”势力则暗中支持了埃及反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

　　新时社网：最近几年，中东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但是社会局势却一直动荡，这并不能认为“革命”真正成功了。 

　　乌米特·阿皮拉恩：其实独裁者开始倒台时，中东的反对派团体并没有多少经验，原则上并没有做好就职准备。组织混乱的公开反对者已经开始失去条理性，示威游行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变成了国内战争，或像埃及和突尼斯推翻了政府。这样的政治空白是他们无法填补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文化的传播和学习在中东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欧洲也曾为自己的权利和民主而斗争过——天主教和新教进行过“三十年战争”和革命等。我的国家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则开始于150年前。但是直到现在土耳其也没有完全达到民主化的目标。

　　我认为阿拉伯国家也应该得到一个完整的民主化，他们会成功的，但需要时间，也许是10年，或者更久。不幸的是，这种过程有时是如此的血腥和残暴，如叙利亚、利比亚等等。但是潘多拉的盒子已经被打开，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激进变革，无论是社会经济领域还是政治。该地区的民主化，我还是觉得有希望的。

　　新时社网：你如何判断中东未来政治发展趋势？整体而言，亲西方的世俗势力和宗教保守势力哪个更受欢迎？

　　乌米特·阿皮拉恩：不幸的是，由于上述原因，民主国家称不干涉在中东的内政，并不充分支持反对派。相反，他们支持维持现状，即该地区的专制和独裁政权。这样，该地区的反对派也难免失望。所以，漫长的国内战争，痛苦的挣扎和绝望将矛盾激化，为激进组织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暂时情况。在未来，反对派参与到和平的政治进程将帮助他们减少激进。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的激进势力也将被新政治体制消除。我不会说这一过程将完全以和平手段、在短时间内实行。政教分离和减少激进，才是该地区民主化的必经之路。

　　新时社网：你觉得中东变局会不会影响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

　　乌米特·阿皮拉恩：中国和中东国家和人民历史上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交集。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中东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所以，中东人民对中国情感上更加友好。我希望中国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更多中东国家合作，尤其是在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上。另外，中东也在不断改变，中国在与中东独裁政权适当伸出合作之手之际，也不应忽视中东人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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