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安徽江淮汽车有限公司的车间流水线组装轿车。
文章称，由于90年代早期日本的整体经济放缓，日本政府费了很大力气阻止银行向已经深陷债务的公司贷款——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制造业公司，都一视同仁。日本从那时起转向一种自欺欺人式的经济模式，就像电影《老板度假去(Weekend at Bernie)》里演的那样：把尸体堆到角落，往他嘴里塞一根雪茄，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僵尸公司”现象应运而生。
但作者随后又指出：“中日之间的这种类比在某一方面可能有点不大合适。日本的居民房地产市场是受杠杆作用的，而中国的居民房地产市场则远不是杠杆市场。因此，中国一次重大市场矫正产生的危害(这种矫正很明显应该已经在发生了)可能不会对整个系统有那么大的威胁。”
但这还不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张先生(应本人要求在此处不透露全名)是无锡市一个中等大小金属制造厂的老总。无锡市位于毗邻上海、经济繁荣的江苏省内。他向《新闻周刊》介绍了他的公司最近的一些经历。据张先生说，他的公司自2000年起的十年里一直靠向国有银行中国银行贷款满足资金需求。“我们建了工厂，两个新的仓库，并且他们还给我们余外的营运资本。”他说。但是在2011年后期，“我们的销售量有所减少，并且银行通知我们依据政府的指令，他们必须减少借贷额度。我们就此被困住了。所以我当时去找了个信托公司借了一些钱，而这些钱基本都用来偿还之前借中国银行的贷款。因为经济不景气，从那之后我们一直没能摆脱这样的状态。信托贷款的利率高达14%，但是我也没有其他选择。银行不停催我们还钱，因为他们想尽快让他们的资金回笼。”
作者指出，这个事例只是这届身担改革大任的政府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冰山一角。如果能够让市场力量决定中国经济中的资源走向，那么市场力量应分配的是资金而非政府指令。
此外，中国的补贴制度引发了整个制造业的生产力过剩问题，从而增加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因为几乎没有几家公司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来提升利润。银行则倾向于把钱全部借给他们中意的当地雇主——通常是国有企业、有大量雇佣需求且与当地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考核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当地创造的就业增长率，而对当地官员来说，各方面激励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越多越好。
作者表示，值得赞扬的是，新一届政府班子已采取了应对措施，减少银行借贷。但这也意味着投资放缓，经济也相应放缓。
文章指出，在利率完全自由化之前，必须要建立起一个类似美国那种的存款保险系统。据位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的高级研究员张明(音)介绍，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向他透露，一个全国存款保险公司将在明年年初成立。
作者回忆道，以往改革道路上也有很多艰难的时刻。朱镕基总理在任时，曾强令开展首轮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为国有企业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其后果之一就是大规模的裁员。当然，追溯来看，中国当代经济改革进程中最初的两个步骤——私营创业者下海以及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几乎就等同于无限供给)鼓励出口产业发展——在当时几乎就是明摆着的决定。在制定经政策方面，“软柿子早就已经被捏光了”，现任于美国华盛顿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Yukon Huang评论。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当过顾问，“这一届领导班子真的需要十分强硬(very tough)才行。”
一名妇女在北京中心地带的前门商业街的一家星巴克院子里休息。
“于是，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在习近平身上。”文章表示，很多国内外的分析师都对他上任后的一系列动作感到震惊。他发动了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般强硬的反腐行动。他还把中国实力向国外输出，强调民族主旋律和古汉语文学，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他提出的 “中国梦”下面。据习近平解释，中国梦的真正含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章称，习近平的支持者认为，他这一系列举动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如果必要的话不惜使用特别强硬的手段——以期实现最终改革目的。目前中央政府在一些重要领域有不错的进展，比如金融改革、允许私营企业进入原来只对国有企业开放的一些领域等。并且，现在中国需要的改革并不像邓小平35年前发起的那种靠一两项颠覆性改变就可以完成，而是如Rhodium Group的Rosen说得那样，更多样化、且在某种程度上“复杂得多”。正如看涨中国股市的人们说的那样，要有耐心。
文章最后表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怀疑者们的言论在经济管理领域一直给予了中国很大帮助。对于习近平和共产党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奇迹的合理消退，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承受这样一个明显的经济放缓——特别是承受随之而来的一些不良影响——从而进一步向明天前行?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的答案。”
(洪露茜 编译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为报道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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