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不兴反四风，没有八项规定。当年权臣王恺和石崇斗富的故事，相信各位看官都耳熟能详。
有钱就是任性嘛。只是大家想想，穷奢极欲搞攀比，他们糟蹋祸害的，还不都是民脂民膏？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活活打死了。
当年刘邦打下汉天下，收拾民心使用的就是古代司法公平的1.0版，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
一个视生命尊严和法制约束为无物的社会，他的体制大概是渐渐病入膏肓了。
当时的组织风气和社会风气很不正常。
东晋有个尚书令叫刁协，颇有那个时代“三严三实”身体力行者和奋力捍卫者的味道。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成了当时士族山头头目王敦的眼中钉肉中刺。最后王敦甚至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动用国家公权和暴力机器举兵伐之。
山头主义门阀为啥长不了
这就不难理解了，为何搞“山头主义”封闭圈子那一套，必然会出事。因为门阀士族，就是通过仕宦途径和婚姻关系来维护门阀制度，形成封闭性集团。这种封闭性和排他性，必然给政治稳定带来种种动荡不安。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只要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就可以坐上火箭飞升，“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比什么西山会快多了。至于文武才能，吏治考绩，那些都是浮云。一个祖上资荫，便可抵祖逖北伐之功。
梁时流行一句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意思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两句信中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所以纨绔子弟们，一个个“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打扮得妖里怪气，还要装得“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这样的接班人，能靠得住吗？这样的政治，岂止是腐败两字所可以概括。
套用千年以后美利坚的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所说的，门阀士族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所谓的固化，固化到一定程度就失去了弹性。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凡是固化的东西，不是被风干，就是要坏死。因为环境、社会和这个世界变了，可是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去推动质变，来适应外部环境和社会内在的变化，那么这个政治体制就发生了政治衰败。衰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魏晋南朝长期积贫积弱，面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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