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评论员马俊茂
12月2日，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多个《意见》及《方案》，其中包括《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
八天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意见》，此举意味着中纪委派驻机构工作改革大幕开启。与此同时，配套改革的相关决定也快速出台。
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在中央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至此，140多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中，中纪委设置了52家派驻机构，未来将逐步实现派驻机构全覆盖。
中纪委向党口单位和人大、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过往，中纪委派驻纪检组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单位。此番，将被称为“权力中枢”的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等悉数纳入到中纪委的监管范围，意味着中共持续深化“党要从严管党”的决心，破除监督死角的同时，也为实权部门套上了一层权力的“紧箍咒”。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第八条规定，中纪委派驻纪检组可对驻在部门的党组织和领导进行监督。其中，监督范围除了宏观层面外，还有具体的细节，包括领导干部用车、住房、出国、休假、兼职、配偶子女从业和收受礼品以及个人家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等方方面面。
中共纪委系统的权力运转有主动深入和被动查案两种类型。主动层面包括中央巡视组以及本文提到的派驻纪检组等，而日常称“接到群众举报”查出的党员违纪违法案件，则属于被动型的权力运转。十八大后，在中纪委的统领下，各个层级的纪委发力于主动型的权力运作，而非被动应对，将党内“监军”的角色还原到了最初的定位，而非虚化。这种变化在“掌舵者”王岐山的曝光率中可见一斑。
此次向“权力中枢”派驻纪检组，也侧面意味着中纪委权力的升格。监督触角延伸至早前的空白区域，用统一的监督标准加诸于有共产党员存在的地方，彻底破除监督的“法外之地”。
反腐大潮中，人大和政协系统被认为是腐败的高发领域，既有李崇禧、阳宝华、陈柏槐、秦玉海这样的“中老虎”，也有苏荣这样的“大老虎”。这种前仆后继的落马现象给外界造成了人大和政协是监管的盲区，是官员退休前最后的行恶之地。与之相对，享有实权的组织等部门被称为党自己的人，在此轮反腐的早期，很少有“自己人”落马，特别是鲜有“老虎”级别的官员被公开查出。但随着反腐的不断深入，“无禁区”告别了口号阶段，而从行动上直观地体现出查“自己人”的决心。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梁滨的被查就是这种破除监守自盗的证明，对“自己人”的信任远不及监督来的有力。
从表面看，此次中纪委派驻纪检组进驻范围的扩大化是由上述腐败现象所倒逼而生。但实际上，这是在党内进行的一种治本之策，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就已经开始了顶层设计，及至四中全会也从制度上有所加持。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第三十六条“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中就提到了本文的主题，决定称要全面落实中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履行监督职责。今年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上也再次提到了要加强党内监督。因此，将“权力中枢”及人大政协纳入到中纪委事先监督的范围，是中共治国大棋局中预先设定好的规定动作，也是反腐从点对点的运动式到制度化的转变。
此次，在派驻纪检组扩大进驻对象的同时，具体的运作模式也相应有所变化，主旨是为了加强派驻纪检组的独立性。派驻机构由中纪委直接领导、统一管理，对中央纪委负责并请示报告工作，派驻机构与驻在部门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同时，派驻纪检组的工作经费必须在驻在部门预算中单列，这也破除了此前在经费上的委曲求全的现象，更有利于做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工作。
反腐浪潮是权宜之计，如果要破除生腐的土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清明，则需要扎紧制度的篱笆。而中纪委给“中枢机构”套上权力的“紧箍咒”，则是中国式党内监督机制的更进一步。
扫一扫，关注新时社网《北京观察》公众号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