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谈到习近平为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先要建起融资平台，一是成立亚洲基建银行（AIIB），二是设置丝路基金，并对两者的运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指引，所含意义应予探讨。
AIIB的概况之前谈过（本栏11月3日）。丝路基金的设立是为了利用中国的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现时初步投入已定为400亿美元。具体运作情况如何尚待观察，有报道指资金将来自外汇储备、财政及政策银行等，且大部分是外汇，基金的管理则由政策银行负责。至于基金是否专供国内项目融资，从而与AIIB的对外有所分工亦未明确。资金数额并不算多，在中国单铁路投资便曾年近万亿元，400亿美元相当于不足3000亿元人民币，只能当是导引资金，表明所投者是“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其他配套资金如银行贷款等可跟随投入。
在设置上述的融资平台外，习近平还提出了一些有关的指导性原则。一是要发挥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二是要按国际惯例办事，参考现有多边金融机构长期积累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特别是其规章制度，故要在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下运行，与现有的全球或区域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三是要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以使能高效运作。
以上的原则十分重要，在国际关系角度看尤其如此。西方评论对AIIB等的负面意见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本身的金融体系不完善问题多，如欠透明度和管治不善等，怕会传到AIIB等机制去。二是中国放贷不会如西方般计较社会及政治因素，如是否支持了专制政权、贪污官僚、污染环境机构和对劳工保护不足等。三是压缩西方的国际影响力，并增强中国对国际资源供给及出口市场的控制。
上述第三项批评来自西方尤其美国的霸权主义思维，也是地缘政争的反映。但只要中国顺应全球化的歷史大潮和各国求发展的意愿，便可利己利人而不必理会西方反对。对第一及第二项中国确要有所反思，也正如习近平指示，中国要谦虚地吸收先行者经验，并实行自我完善。现时APEC通过反贪污协定，也将有助放贷上採取防止贪污的措施。在其他的环保、劳工及知权保护等方面，也要定下类似的规章制度。
至于AIIB等对现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及机构（如世界银行、IMF及亚洲发展银行等）的作用，应是补充与竞争俱有，但效果都是正面的。有些西方评论亦认为竞争有助促进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及机构，使能更符合新兴经济如中国等崛起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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