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们当年建立陕甘根据地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走群众路线，同时也离不开每一位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也贯穿着我父亲的一生。1978年，父亲在历经16年磨难后重新出来工作，中央派他主政广东，他根据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率先向中央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而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小平同志提出建设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小平同志赞许地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他鼓励我父亲“杀出一条血路”。我父亲充分认识到改革充满艰辛，必须拿出当年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那么一股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开创新的局面。我的父亲一生有两大亮点，一个是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另一个就是在广东领导创建经济特区。
当年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辈们，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地区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革命信念丝毫没有发生过动摇，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在当年的陕甘边区，我父亲和志丹伯伯把走群众路线当作每个干部的行动准则，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到南梁没多久，就对周围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蔡子伟伯伯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我父亲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我父亲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年仅21岁，当时担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的刘志丹伯伯比我父亲年长十岁。有一次，志丹伯伯带领红军学校的指战员正在操练，见到我父亲来了，他把队伍集合起来列队迎接，给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并报告部队的情况。我父亲当时感到惊讶，也有些不好意思，而志丹伯伯却认真地说，你是边区人民选出的政府主席，边区政府是咱们自己的政府，我们都应该尊重，军队更应该带头。每当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布公告，他也总是让我父亲把名字署在前边，这些生动的故事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早已传为佳话。
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夕，西北根据地在“左”倾路线影响下，遭遇了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陕甘边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关押。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及时制止了错误肃反，我父亲和志丹伯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红军指挥员才免遭杀害。为此，志丹伯伯和我父亲都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由衷地拥护和感激。志丹伯伯率部东征时，父亲见了志丹伯伯最后一面，他留给我父亲的最后叮咛就是“中央来了，一切都好办了，告诉同志们，一切听中央的”。
志丹伯伯牺牲的噩耗传来时，父亲正在环县工作，当时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父亲在几十年后还难以忘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刘志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而周恩来为刘志丹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我父亲生前十分怀念刘志丹伯伯，多次写文章纪念这位革命的引路人。他的优秀品格给我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志丹伯伯牺牲后的漫长岁月里，我父亲和志丹伯伯一家人始终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友谊经受了岁月和风雨的考验，历久弥坚。
力贞大姐对我们深情地回忆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时，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烧了他们的老家，还杀死了他们家的几名亲属，是我父亲专门派人把他们一家人都接到南梁。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名女红军之一，红军指战员都亲切地称她“刘嫂子”，我们晚辈则称她为“刘妈妈”。刘妈妈对红军战士十分关爱，亲自带着边区的妇女们为红军战士做干粮、缝军服做军被。在给我父亲做棉袄时，刘妈妈不要别人代劳，亲自动手，针线活做得特别仔细。为了让棉袄平整好看，做好后还压上一块青石板，怕分量不够，刘妈妈就自己坐在上边。她对志丹伯伯说：“仲勋年轻，人长得漂亮，所以要穿得好看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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