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安会
文/加藤嘉一
11月10日午间，时隔三年，日本国的内阁总理大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终于见了面。安倍晋三与习近平，两位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坐下来，交谈了约25分钟。
据新华社报道，这一次，习近平是应约会见了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这一表述不寻常。看看新华社是如何报道习近平同一日，在同一个场所回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显然意见，中方是务必强调两点：一，11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的一句：“APEC期间中日双方会见的要求是由日方提出的”；二，这次“习安会”不是普遍或典型意义的“日中首脑会谈”，即中方首脑会见正式访华的日方首脑的，而是属于“安倍晋三正好在北京，就见一下”的范畴。
此外，除了习近平之外，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了与朴槿惠的会谈。至于与安倍晋三的会谈，除了习近平，仅有杨洁篪在现场。
这些深刻体现中方政治姿态和外交战略，此前高调呼吁日中首脑会谈之实现的日本主流媒体却没有及时报道的重大细节表明（我不知道日媒记者们是没有注意到，还是有意忽略或回避），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是相当谨慎的，从见面时的表情和举措看，甚至是相当冷漠的，前者对后者依然没有解除戒备和警惕的姿态，即使此前的11月7日，日中两国就妥善处理当前日中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达成了四点原则共识之后。
现在看来，四点原则共识确实意味着习近平最终下决心“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安倍晋三”的前提条件，即倘若提前不达成共识，到时候就不见你。中方作为APEC会议的东道主显然发挥了“主场”角色，设定了日中外交的游戏规则，甚至掌控了主导权。对此，我认为，日方是不满意，却做出了让步的。
不过，让步不是单方面的。
《共识》的第二条“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没有直指“安倍晋三首相再也不参拜靖国神社”；第三条的前半句“双方认识到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也不等同于“日方承认了领土争端的存在”。对此，我认为，中方是不满意，却做出了让步的。
使得“习安会”成为可能的《共识》，无论是其中内容的表述还是公布的时间，是日中外交部门折衷的结果，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说，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因为，它证明了一点：即使是在日中关系处于困难的僵局下，只要双方不放弃寻找合适的时机和平台之政治决心和外交努力，有可能找到突破口。安倍晋三和习近平都发挥了必要的勇气，承担了应有的风险。
《共识》第三条的后半句“双方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则是日本政府，包括安倍晋三本人高度重视的一点，毕竟，日方对于“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感到不安，提升警惕，并从管理危机和管控冲突的角度寻找如何与中国展开协商对话。“习安会”的第二天，11月11日，日本第二大报纸《朝日新闻》的封面头条新闻的标题为“日中首脑，时隔两年半会谈，确认战略互惠”，副标题则为“协商如何运用海上联络”。
前景不容乐观。
如前所述，围绕此轮“日中首脑会谈”的实现过程，日本和中国所站的立场和所抱的意图有所不同，包括对于《共识》的存在与呈现，双方或多或少都有不满。这是未来的变数，必将使日中关系复杂下去，困惑下去，摩擦下去。毕竟，见面只是形式而已。
当然，日中两国从首脑外交的高度确认了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性和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无疑对日中关系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我注意到，在APEC会议召开期间，日本外务省表示将放宽对华签证发放条件；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会见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宫泽洋一时表示“中国政府欢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将继续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努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经营环境”
深信，“习安会”的实现对两国企业交流、人际往来、民间情感等来说意味着利大于弊，具有实际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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