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王岐山主持召开十八届中纪委第四次全会
新时社网评论员马俊茂
刚刚过去的十月可称之为中共政治“盛月”，先是中央全会，后是中纪委全会。前者立法治之明规则规，后者破乱法之潜规则。
王岐山在上述“两会”上一辅一主，在中央全会上作为习总副手任《决定》起草组副组长，而中纪委全会则是其绝对主场。
“两会”前后相隔仅一日，在中纪委四中全会上，王岐山开宗明义指出，主要任务是学习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作为最高“监党”长官，王岐山一则是为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主题加固，另一则宣誓反腐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关于“老王与反腐”的话题自十八大之后一直是一门显学，从未离开过舆论场的聚焦点。“宁遇阎王、莫遇老王”的民间说辞与纷至沓来的反腐数据皆是对王岐山两年持续战斗的褒奖。与此同时，对“运动式反腐”和“制度缺位”的讨论也在持续不断，有善意者也有质疑者。而作为主角的王岐山，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手起刀落之后，在近日也开始打出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加固法治、反腐制度化、人事再布局、猎狐行动、巡视收官。
中纪委全会续航反腐动力
或是因为前有四中全会的强大舆论吸附力，于10月25日召开的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并未得到太多关注，在此背景下，大多数人都忽视了王岐山在此次会议上的良苦用心。
在笔者看来王岐山通过本次会议释放了两个重要信号，其一是依法反腐以及反腐的制度化，其二是回应部分贪官的侥幸心理--这是一场持久战，无终结时。
中共决策、执行、监管三位一体的治国路径中，王岐山处于监管者的“党鞭”角色。而作为闭门决策的重要会议，王岐山又在四中全会上与张德江同任习总副手，这也预示着王岐山在党内决策与制度建设权上的递进变化，这种变化更能使决策层对症下药，因为王岐山相对于其他常委而言更了解问题的症结何在，集中的廉政建设与反腐工作，让其更明了法治的意涵。
法治在中国的语境中有两层扩展，其一是依法治国，其二是依法治党。王岐山在中纪委全会上的着力点在于后者，明示党法要严于国法，国法是所有公民的行为底线，而党规则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约束，党员决不能打法律的“擦边球”、搞“越位”。而在制度层面，王岐山要求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要不断探索和总结党规党纪，成熟后上升为制度体系。同时要不断改革纪律检查体制，将改革成果固化为制度。
另一方面，王岐山在中纪委全会上再次为反腐续航，力促反腐要持之以恒、坚定不移。
王岐山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腐败的蔓延势头，称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对病树要治、对烂树要拔除。言语间痛心疾首。
虽然作风问题上有所改观，但由于人性使然和制度漏洞，贪腐党员还是拥有了韭菜一样的生命力。如若没有制度的改观，再多的“老王”或许还是无法根绝污点党员，因此，王岐山双管齐下，标本兼治，制度建设与持久战的震慑力并行施与中共。
人事再布局
同样是出自中纪委全会，一则人事任免消息引来了媒体多方解读，位列第二的正部级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在中纪委全会上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更早前，原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转任全国总工会，而刘金国则补了李玉赋的缺口。
刘金国拥有长达22年的政法经历，从基层公安机关到省级政法委再到公安部，如今又投身纪检行列，这是政法与纪检的一次深度融合，也是王岐山自出任中纪委书记之后的一次重要人事布局。
反腐是一盘大棋，王岐山领衔的纪检监察体系先是打开了一道口子，但后续的推进过程中，需要政法系统来合力推进。在现有的八位中纪委副书记中，除了军方代表杜金才之外，有六人此前都有纪检监察系统的任职经历，而只有刘金国一人拥有长期的政法经历，这无疑是对需要整盘考量的反腐大业的一种要素补充。
另外，刘金国的到来，或为纪检监察系统树立了一个清廉的标杆，根据此前内媒的连篇解读，刘金国已经清廉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身为正部级的官员，家里一样一贫如洗。以此，王岐山可逐渐破除“灯下黑”的尴尬局面。
此前，十八届中纪委副书记层面也有过几次变动，2013年5月，副书记王伟调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2014年1月，上海市纪委书记杨晓渡被增选为副书记；2014年10月，副书记李玉赋调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但属刘金国的变动引起的舆论波动最为强烈，由此可见，刘金国至于王岐山的重要性。
纵观王岐山此前在中纪委的人事棋局，举贤不避亲，在中纪委之前的多名下属被招致其麾下，林铎、赵凤桐、黎晓宏、肖培、崔鹏、董宏等王岐山曾在北京履职期间的老部下现如今都转任纪检系统。
海外追逃加码
“高严”、“猎狐2014”两个词最近都比较受媒体关注。前者是一个人名，2002年外逃至澳大利亚的前云南省省委书记，后者是公安部今年七月启动的专项行动，集中抓捕潜逃境外的“老虎”、“苍蝇”们。
王岐山治下的中纪委最早将反腐战略重心集中在内地的现任官员身上，之后逐步扩大到退休的高级领导干部层面，再后来将视线扩展至境外潜逃的违法违纪者。而中纪委关于海外追逃的布局在早前就已开始，今年3月的中纪委机构改革中，新成立的“国际合作局”兼有查办案件的职能，但核心职能就是海外追逃。
在更早前的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王岐山强调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做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工作，强化与有关国家、地区的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在距离最近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结尾处也提到，要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
10月10日，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的一个新头衔也引来诸多关注，他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黄树贤介绍，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国际追逃追赃。而根据此前惯例，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应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兼任。除了中纪委，此办公室还有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其他7个单位参与，由王岐山统领合力开展海外“猎狐行动”。
据内媒报道，自“猎狐行动”百日来，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犯罪嫌疑人180名，并且无一失手，而此次行动的直接负责人就是上述提到刚转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金国，并至今还兼任此职。
外逃官员大多是十八届中纪委之前的腐败存量，在王岐山治下这种外逃的可能性被极度压缩，所以重点则放在了追逃和震慑上。目前虽然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被称为“外逃天堂”的国家尚未签署“引渡协议”，但通过各种形式的司法合作，“外逃天堂”未来或将不复存在。
综合各种信息，王岐山已开辟了有别于内地的“第二战场”，过程虽然更显艰苦，但以王岐山的强硬性格，海外追讨将会继续加码。
巡视收官
近日，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工作正在密集进行中，据中纪委网站报道，截止11月1日，上海、广西、陕西、四川、江苏、河北、黑龙江、青海以及一汽集团已反馈了巡视意见。
从中央巡视组反馈的信息看，存有腐败案件高发、腐败形式隐蔽化、小官贪腐、领导干部及其家属以权谋利、权钱色交易、买官卖官等现象。即便在如此高烈度的反腐态势下，依然问题突发，这些问题上附着的污点党员即属于王岐山所言的不收手、变本加厉者，也是其零容忍的惩治对象。
十八届中纪委履新以来，共进行了四次巡视工作，2013年与2014年各两次，上述巡视工作是最后一次，四轮巡视分为常规和专项巡视，常规巡视覆盖31省市自治区，专项巡视则包括水利部、复旦大学、新华社等15个单位。此前的几轮巡视工作可谓战绩卓著，其中郭有明、陈柏槐、姚木根、陈安众、童名谦、沈培平、金道铭、廖少华、王素毅等省部级高官都是被巡视组发现线索后拉下马。
中央巡视组被王岐山称为党中央的“千里眼”，职责是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2014年7月，在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王岐山有过强硬的表态，称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就巡视谁，巡视过后再杀个回马枪，给党员干部以警示，发挥更大威慑力。
源于内地各级党政架构制度，在地方政府及各层级机关单位中的反腐工作存有太多掣肘因素。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从属于当地党委，无独立监管能力，因此诱发了不可控的大面积腐败。而中央巡视组恰恰弥补了这种“既是裁判又是队员”的制度漏洞，由“巡视钦差”坐镇地方及部门查找问题线索，受到的外部干扰因素被大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王岐山如此重视中央巡视组，并称对重大问题没有发现是巡视组的失职行为的原因。
10月11日，正部级的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接受调查，这是距今最后一位落马的现任省部级高官，在民众习惯了午后等待中纪委网站送来惊喜的当下，20天已属漫长。或许在最后一轮中央巡视组收官后，会有更大的惊喜呈现在我们面前。
按五年任期算，王岐山的“党鞭”生涯已步入中期。过往两年在他身上散发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气质，一种是魔气，一种是正气。魔气让污点党员们无处容身，正气让公民拾起了对国家的信任。未来三年，相信他身上的这两种气质将会扩散出更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剧情，最美好的想象是这种剧情能构筑起中国依法反腐的未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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