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资料图
新时社网评论员 马浩亮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法治部门相继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各自职责范围内贯彻四中全会精神的工作安全。周永康案进展成为每场记者会的固定“节目”。与今年两会前夕“你懂的”相比，各部门高官都不再回避这一话题，而是纷纷表达“我懂的”。
对于四中全会为何没提周永康案，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称，因为周永康已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所以这次全会没有就他的问题作出相关的决定。中央纪委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证实，还没有针对周永康启动司法程序，一旦提起诉讼，周永康案将由法院依法审理。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则表示，对周永康案件要依法依规进行审查和调查，注重证据，有关部门调查以后，一定会通过适当的方式、适当的渠道，向社会公布。
对于周永康案，对于一位曾经通过党代会换届正常卸任的前政治局常委，对于一位因腐败违纪被调查的正国级干部，究竟如何处置，没有先例可沿循，没有经验可借鉴。外媒将周永康案视作烫手的山芋，认为中国领导层骑虎难下。诚然，要处置一位曾经处于最核心领导层、掌握大量核心机密的高官，的确非常不容易，容不得丝毫马虎，不能出半点差池。但是也无需杞人忧天。处置周永康，中南海领导层有着充分自信。
其一，从此前的打虎过程来看，已经展示了习近平驾驭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的高超领导才能，坚定的政治自信。从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到蒋洁敏、王永春、李华林;从李东生、冀文林，到余刚、谈红……先剪其羽翼、斫其枝蔓，再围而剿之、擒贼擒王，中央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有效保持了政局稳定、社会稳定。
其二，虽然处理周案没有先例，但反过来看，这给了中央更大的主动权。周永康像徐才厚一样，都已经卸任所有领导职务，落马时已经不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对于徐才厚案的处理，系由中央军委纪委调查之后将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之后就移交司法机关，并没有提交十八届四中全会。未来对于周永康案的处置方式，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仿效徐才厚模式，由中央纪委提交调查报告在政治局通过即可，不必“劳烦”中央全会。姜伟的有关表态也佐证了这一点。
但是，如果通过中央全会来进一步确认处置周永康的决定，也可理解。那就是中央要以更高规格来扩大反腐的震慑力。因为，中央全会在法理上权威性要高于政治局会议。总之，未来周永康案是否经过中央全会，主动权都在中央手中。
其三，外界担心，一旦将周永康送上法庭，庭审场面将很可能失序，损害中国党和政府的形象。从在位时飞扬跋扈的强硬作风来看，周永康这只“死老虎”若在法庭上态度嚣张并不奇怪。但是，昔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权势之大、地位之高、党羽之多，都在周永康之上，江青在法庭上更是大撒其泼，然而最终也只是螳臂。诚然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当年的审理程序尚有许多应当改进之处，但毕竟是一次重要的法治尝试。而当前中国的各项法治的完备程度，较之三十多年前有了长足进步。“审周”有难度，有压力，但更有依据，有底气。
对于“审周”最具参考价值的案例是“审薄”。审判薄熙来的照片日前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对薄案的审理时间之长超出了公众的普遍预计，但整个程序正义的执行、司法公开的进步，同样超出了公众的预计。从现在披露的内容来看，周永康案的涉案范围之大、数额之巨、波及之广、程度之严重、影响之恶劣，都远非薄案可比。中国媒体对于周滨、黄婉、詹敏利、周元青，对于吴兵、米晓东，对于王永春、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种种玩转权钱交易的违法行为的报道，早已铺天盖地。公众在审判之前对于周案的知情程度，反而要高于薄案，有了一定的预期。这是“审周”的另一个积极因素。
最后，最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和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空前的反腐决心和反腐魄力。十八大之后，习近平高举全面深化改革、重拳反腐整风、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在通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开创了新局面。中央依法处置周永康，就已经充分估计到了各种潜在风险、各种隐患因素，并采取了雷厉风行而又稳妥审慎的方针，不会为困难所惧，不会为杂音所扰。
不久前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成为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依法治国的中央全会。对周永康的依法处理，将是检验依法治国的最好试金石。这既是依法反对腐败的体现，也将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念的最好体现，亦是践行司法公开透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的又一契机，必将成为中国反腐史、中国法治史、中共党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周永康这位昔日执掌法治大权的“政法王”，以身试法，最终沦为法治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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