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评论员辛忠
APEC闭幕次日，一封《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致首都市民的感谢信》在媒体发布，主要内容是感谢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信中特别提到要感谢“兄弟省区市的大力支持”。
信中提到的“兄弟省区市”，包括天津、河北、山东等，正是这些周边省市采取大范围限行、停产，以前所未有的大手笔，保障了北京峰会期间的交通顺畅、天气清新。事实证明，限行、停产等措施效果明显，这从“APEC蓝”迅速走红可见一斑。
此次多省区市“协同作战”，是2008年北京奥运后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要求之所以得到严格、高效贯彻，除反腐、整风打造的务实风气，还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的大力推动。这个以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为主业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不为外界熟知。据公开报道，这一小组或归属由张高丽担任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员涵盖京津冀鲁晋内等六省区市，以及发改委、环保部、住建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等部委机构。从小组成员均属省部级单位，及大气防治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重要性来看，不排除由张高丽亲任组长。自2013年10月成立以来，该小组已建构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统筹、决策、执行程序，此次推出防霾“组合拳”并不意外。
从地理区位看，这六省区市形成以北京为中心，津冀为内环、鲁晋内为外环的不规则环形分布，成为被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共同体；从发展水平看，北京是唯一一个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省级单位，其他五省区市仍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这突显了当前生态环保的新趋势，即生态环境治理不再限定在一个省内、自己污染自己治理，而是受经济、社会多重因素影响，多地组团、协同出击。这一趋势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在区域经济成为常规议题时，“区域生态一体化”也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新常态，而且两者正在产生日益紧密的联系。不过，对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省份，“生态一体化”是机遇更是挑战。
以此次华北六省区市为例，虽说都是配合国家外事活动，对中南海政令无法说“不”，但因身份和地位不同，加之地理区位、经济结构等差异，六省区市面对上级的任务摊派，必然有不同的考量和应对。
其中，京津冀三地属“当局者”，而鲁晋内三地为“旁观者”，划分依据主要是区域一体化架构下，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众所周知，京津冀一体化作为“新设计师”的“一号工程”，中央疼、地方爱，拥有协同作战的主动性和动力。京津冀“一盘棋”，生态压力提升了三地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度经济联系又能助推三地加速实现“生态一体化”。
因此，京津冀在“生态一体化”中有共同的利益取向，尤其是京津，作为落后产能输出地，在环境保护上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河北历来扮演拱卫京畿的角色，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支持北京义不容辞，同时通过加速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推动本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生态一体化”属“京津冀一体化”棋局中的次级议题，且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等同级议题联系密切。京津冀既有位于治霾一线的压力，也有从中谋利布局的动力。在此次行动中，除秦皇岛外，京津冀以“10 2（河北10市 北京 天津）”的规模积极配合限行、停产。
而山东、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则处于京津冀外围，既没有层级明晰的产业结构布局，也没有区域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三省区仅仅因“距离北京就近”原则，成为中央治污防霾的重点地区。这三省区属于京津冀边缘区域，其“生态一体化”同样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一方面，这三地被纳入了中央“泛区域生态一体化”的范围，成为中央生态保护“一盘棋”的样板间。一直以来，鲁晋内的产业结构都以第二产业为重头，能源、矿产、制造等重工业在这三省区GDP占比颇高。根据2013年9月，环保部、发改委等联合发布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三省区必须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速度，才可能完成“双规重任”（规定时间、规定指标），从而领先其他省级单位，更快更好适应经济新常态。
但是另一方面，鲁晋内作为“旁观”省份，在配合首都治霾方面，行政命令强制是最重要推动力，后续动力远不如京津冀三地充足。无利不起早！在限行、停产中无法受益的省份，难免有些“说不出口的抱怨”，对上级要求想对策、打折扣。为此，环保部不得不下派16个督查组联合省市环保系统启动大规模督查行动，而各地方政府及环保部门也均成立各类驻地督查组，每日进行督查。
此外，采用行政手段肆意干预生产生活，扭曲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容易引发民众反感。这点对于京津冀和鲁晋内来说也存在些许不同：对于京津冀来说，环保协同是建立在京津冀一体化系列共识基础上，三地既是责任人又是受益者；而鲁晋内就显得有些尴尬，停产限行要看别人脸色，自己没有实质受益，但又不能抵制。
由此看来，应当对“区域一体化”视野下的“经济一体化”和“生态一体化”进行深层次考量。一般来说，两者的覆盖区域并不完全重合，但在一些特殊地区，例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以及一体化核心区域外围的省区市，探索如何从“生态一体化”的视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用“经济一体化”保障各省区市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地方执政者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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