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梁滨，2014年11月20日被查（资料图）
新时社网评论员马俊茂
久违的“打虎”信息伴随京城的雾霾姗姗而来，据中纪委网站11月20日消息，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
梁滨此番被查，成就了十八大后现任省级组织部长的首个落马先例。而除了省级组织部长的职务外，梁滨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注意的头衔，在130名中共高级干部组成的中纪委委员会名单中，梁滨名列倒数第九。
跨界组织与纪检双系统，这在中共党组织统领全域的格局下并非鲜例，但在十八大之后的“习王反腐风暴”中被拉下马的“老虎”群体中，梁滨是第一位“组织内部”的高级蛀虫。此举或意味着中共反腐路径的一个微妙转变，由横扫外围逐渐延伸至党组织内部系统，由内部重振纲纪。
中共组织机构是中共最重要的职能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纪委是纪律监察部门，不隶属于任何部门，但服从中共中央委员会领导，主要负责从内部肃清毒瘤，自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以来，在民众的感官里纪委系统的权重升格不少，而在实际的制度架构中，中共也全方位为纪委的权力背书。
启幕于十八大的反腐大棋中，党管的组织和纪检系统在梁滨之前未曾有现任的“老虎”被关进笼子，只有极少数“苍蝇”被拍。此中原因或由部门的职能属性所决定，作为提拔干部和监管干部的党务部门，首先要向外界传递一种清廉的正气形象，反腐动作不宜过大、过狠，其次是作为“风口浪尖”的权力部门，自身的约束机制也会强于政务型的机关单位，二者合力维护了一种和谐稳定的局面。
十八大后在组织纪检系统落马的现任官员中，正厅级为最高级别，且为数极少，其中广为人知的有2014年4月被查的成都原市委组织部长赵苗（与周永康麾下的川系石油帮瓜葛不断），2014年5月被查的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涉嫌向周永康通风报信），与魏健同月落马的中纪委原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牵涉山西官场）等人。在后来陆媒所披露的部分信息看，这些人的落马是因为触及了党组织的容忍底线，不查不足以维护制度自律。
而与组织纪检系统曾有过交集的落马“老虎”倒有不少案例，山西省委原副书记金道铭曾任山西省纪委书记，早前其在中纪委完成了仕途的资本积累阶段；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曾深耕山西官场，其落马时与今次被查的梁滨同任十八届中纪委委员；深陷周永康案的四川原政协主席李崇禧也算是纪检老兵，曾任四川省纪委书记。曾任过省级组织部长的被囚“老虎”案例相对较少，白恩培是其中一位，在九十年代初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此处，值得一提的两个案例又与山西官场有关，曾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的汤涛，2014年8月转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这种“暗降”的进京模式源于山西官场的大面积塌陷，虽然汤涛不能直接管理由中组部任命的中管干部，但省内干部腐败和官场乱象与其管理能力有直接的相关性。另外，山西原纪委书记2014年9月转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这与其前同事汤涛的命运如出一辙。
王岐山被称为是“摘帽子的人”，赵乐际被称为是“戴帽子的人”，由政治局常委领衔的中纪委与政治局委员统管的中组部，在反腐风暴中承担了一破一立的衔接关系，两个部门协调统一将决定了整个中共干部队伍序列的整体格局。也由此，在这两个部门，尤其是省部级及以上层面动刀下狠招，完全需要谨慎的“顶层设计”和掌权者的极大勇气与自信。这种在内部下狠招的举动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自清门户带来的震慑，一面是外界对组织纪检系统的负面认知或有加深。
鉴于这种内部动刀的双面性，中共在内部架构和人事设计上也正在做积极的制度保障，将内部腐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在纪检系统，王岐山执政后，中纪委层面进行了多轮的内设机构调整，新设纪检监察室和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以及组建组织部和宣传部。在组织系统，自2014年以来，在省级组织部长层面进行了大范围的轮换，主旨是通过异地交流增加干部提拔程序中的去地方化，进而控制腐败的联动效应。
梁滨落马后的第一时间，舆论将其在山西的任职经历进行了逐条解析，但笔者更看重的是，他长达七年的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经历，在组织系统深耕多年，同时又任十八届中纪委委员，这种监守自盗，灯下黑的行径对中共自身形象将是致命的伤害，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今次中共痛下杀手的举动。未来，内部动刀下狠手或将会成为一种反腐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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