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四牌楼附近很多市民聚集在一起谈论耿彦波，观看跟耿彦波有关的视频，大多数市民对耿彦波在大同的作为比较支持。 澎湃新闻记者 李坤 图
走与留：一纸调令激发的民望与官声
“上头条”的尴尬在2013年2月结束。
2013年2月7日，山西省委任命耿彦波为太原市委副书记。紧跟着第二天，太原市人大常委会任命耿彦波为太原市副市长，代理太原市长。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不少大同人感到意外。大同市规划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对澎湃新闻回忆，2013年2月3日，他们还在向耿彦波汇报新一年的工作计划，没有发现任何市长要调走的征兆。
也是在2月3日这一天，《大同日报》头版刊登了耿彦波被山西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市委书记”考察对象的公示。
这是继2011年12月后，耿彦波第二次被列为“市委书记”考察对象，这个信号也被各界普遍认为，他将接替丰立祥出任大同市委书记。
因此，当耿彦波调任太原的消息传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请愿活动在大同爆发。
请愿从2013年2月12日开始，持续近一周，其中不乏市民下跪、打横幅、喊口号等举动。
“刚开始市委、市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先给省里汇报。”一位知情人士对澎湃新闻回忆，请愿活动进行到第五天左右时，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深夜赶到大同传达省委指示，将这一活动定性为“非法集会”。
时隔一年半多，当金道铭、丰立祥先后落马，山西省委原书记袁纯清调离后，另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人士仍表达了谨慎的看法。
他告诉澎湃新闻，当时参加请愿的人大多数都是出于自愿。只不过，请愿开始的时间是大年初三，在大同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其时照片冲洗店、打印店基本都关门了。一夜之间能出现大量条幅、标语和照片，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这个疑惑“丝毫”不会撼动耿彦波在一些大同人心中的地位。
在他离开大同1年零8个月后，10月22日下午，数十位老者聚在大同古城四牌楼附近，热议对象依然是“身边的政治”。
“老耿来的5年，大同变化比过去30年都多。”年过50的老刘至今还住在古城内的棚户区。他说，如果不是耿彦波去年调走，拆迁慢下来，今年冬天也能住进有暖气的楼房了。
73岁的老段对耿彦波“白加黑、5+2”的工作方式充满钦佩。大同有句话叫“见市长比见局长容易”，包括他在内，很多人都见过在工地忙碌上的耿彦波。
在数十位老者的记忆中，耿彦波面容清瘦、皱着眉头，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老百姓当面找他反映问题总能当场解决——这与传统语境下的“清官”形象几近吻合。
耿彦波留给不少大同市民的好感，也让丰立祥处境颇为被动。
在大同的8年时间里，丰长年在市委的办公室，老百姓很难见到本人。新闻报道中的他基本都是在开会发言，对普通市民来说基本上没有吸引力。
这也是中国地方执政者一个很常见的景象。书记和市长，本是市委和市政府的“一把手”。前者是党内职务，定基调、统揽大局、掌管人事;后者是行政长官，负责具体行政事务。
他们分工不同，赢得的关注度也有所不同。这也是为官之道的一门“学问”，有人重视上级评价，懂得经营“官声”，有人热衷深入基层，善于积累“民望”。
当耿彦波被调离的消息传出，“民望”再一次集中爆发——不少参与2013年初请愿活动的大同人认为，是丰立祥占着书记的位置，耿彦波才不得不离开。当时亦有人编出“空谈误国丰立祥、实干兴邦耿彦波”的段子，揶揄这位当时的市委书记。
“人事任命最终还是省里决定的，老百姓的心情能理解，不过看法还是太偏颇了。”当地一位政府官员颇有些无奈。
碍于身份，他不愿对丰、耿二人做更多评价，但也承认，耿彦波在他心目中堪称“完美”。
挺与倒：为城市发展牺牲的大同人
在“挺耿派”众多的大同，王建是个异类。
他原本住在古城内北城墙脚下，2011年9月遭遇强拆，期间还因为言论不当、行为过激被公安机关拘留多次。
王建反对拆迁的理由很简单，补偿不合理。政府给的补偿标准时拆一平米补一平米，安置房的面积如果超出标准，要按相应的阶梯价格购买。
“大红本的房子，2002年左右买的，政府要拆，装修没有补偿，搬到城外也不算地段差价。”因为不接受安置条件，王建带领他所在小区的近百拆迁户硬扛了大半年。他也曾拦住耿彦波当面表达诉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坚持到最后的王建在拆迁前一天分到了相对理想的安置房，之后政府还以困难补助的形式拿出11万元作为补偿。
可王建并不打算罢休。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态度强硬，就会和大多拆迁户一样，租房、排号、等待新房分配、贴钱买房，住到距离老城七八公里的地方。
“到现在为止，还有不少2012年、2013年拆迁的人没住进安置房。”王建决定用镜头记录古城拆迁。一年多期间，他至少见证了50起强拆，其中包括自焚、跳楼等抗拆事件。
这些亲眼目睹也让王建越来越失望。在他看来，古城虽然气派了，但是缺少了原始的人烟味儿，城市虽然靓丽了，但建起来的多是高楼大厦，和真正的老百姓生活离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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