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国务院督查组等，正在地方同时开展党风、反腐、政策落实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加上其他赴地方调研考察的中央机构，一时间出现了中央监督监察机构强势介入地方权力体系的“风潮”。尽管各类中央派出组早已有之，但如当前这般多管齐下的“盛景”仍显罕见，从这些派出组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些许变化，也可以此为据，探知十八大以来央地权力再分配的规律和趋向。
在一个权力运行体系中，决策、执行、监督是“权力三分”体制的三个核心环节。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决策和执行高度依赖核心领导层的智慧和魄力，监督的作用往往不明显。但在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权力三分”体制的建构，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弊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国家权力配置科学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监督权在现代政治模式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中国权力谱系中，中央拥有决策的绝对权力，中央政策的落实执行高度依赖地方政府。在这个自上而下的权力层级中，政策的传达学习环节难免产生信息耗损，出现权威递减、政策走形。因此，决策、执行的科学有效，需要监督环节真正发挥作用。
近年来，中共为解开这一难题，不断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调整重构，例如把审计权的“块状管理”模式改革为条状“垂直管理”模式。这一调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央地权力再分配中继续推进，主要在司法、监督类机构进行，法院、纪委等成为“垂直管理”改革的核心领域。中共高层显然意识到了此前多年“政令不出中南海”，导致改革缓慢甚至停滞的弊端。此番把地方纪委、法院权力逐级上提，冀望发挥监督机构作用，解决严重阻碍改革攻坚的体制障碍。
曾有学者提出在地方政府之上设立跨区域监察机构。监督监察成为一种制度化安排，有利于地方党政事务的常态化推进，但如果这种监察机构缺乏中央高层的绝对支持、制度设计不完善、没有配套机构的协同，就很难拥有足够的权威和动力履行好监督职能，而且会与部分现存中央监督机构产生职能重合。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在中国政治体系内，难以实现由一个专属机构负责整个党政系统的监管职责。当前，由最高层授权的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国务院监察组等，因其时效性、高规格，能够探入地方党政权力体系内部，成为中南海第一时间掌握地方政情的“探照灯”、惩治基层腐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探灯所到之处，必有刀光剑影。从十八大之后的实际情况看，在习近平、刘云山、王岐山“治党铁三角”的合力整治下，这些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们，除了严格按中央要求履行督导、巡视职责，也在不自觉地铲除基层腐败产生的土壤。轰轰烈烈的“整风打虎”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带来显著影响，也可彰显这些“带刀钦差”们的铁腕作风和巨大震慑力。
这些中央派出小组对地方权力的介入，实际上体现了十八大后央地权力在横、纵两个维度上的再分配。横向调整层面，主要是加强党对经济社会的领导，把以往由政府系统主管的经济改革权收归党内，如中央深改小组；纵向调整层面，主要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权力系统的管控和督导，中央密集派出的督导组、巡视组、监察组，像一把利剑，插入了原本稳定、僵化的地方权力层，找出权力圈层上最薄弱的环节，扯断相互纠缠的利益链，揪出隐藏在角落里的老虎、苍蝇。
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派出组，因其本身权力来源、职责任务、工作方法等不同，在介入地方权力体系的方式和程度上，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异。
中央督导组、中央巡视组、国务院督查组，权力来源均为中央高层。其中，督导组由习总亲自发起、刘云山挂帅的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派出，在中共整风运动中承担督促、协调、指导地方整风的职责；从省级党政机构层级到市县区层级，督导组有权“把脉”一个省份各级权力机构的执政“要素”，是介入面最广、程度最深的派出组；拥有多样化的追责手段，批评教育、督促整改，甚至拥有一定的反腐功能，如早前三峡集团人事变动时就曾提到，是“结合中央巡视组和中央督导组掌握的情况”。
中央巡视组由中纪委派出，是“王式反腐”主动出击的一把利剑，可以摆脱地方上的各种网络控制，即各种宗派体系、裙带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的控制。巡视组在打虎拍蝇上权力有具体指向：仅能收集线索，不能直接办案；但是不能因此低估巡视组的力量，有些纪检监察室选派人员参加巡视工作，意味着在没有办案权的中央巡视组中，也“埋伏”有直接“打虎”的中纪委办案人员。巡视组通过与数百干部群众个别谈话、接收来访来信、民主测评、走访调研等，对“犯事”官员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后续打虎拍蝇助力极大。十八大以来的三轮巡视，密度远超以往，成绩也十分卓著。
国务院督查组则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派出组，也有些督查组由部委层面组成。新一届政府的首次督查规格之高颇为罕见， 8个组于6月25日~7月5日期间分别履职督查，第五、六、七、八组正在负责地方督查，其中四个小组皆由部长挂帅，搭配副部级副手。发改委主任、交通部长、水利部长、审计署审计长分别领衔四个地方组。国务院督查组对地方权力介入不深，主要接触各级党政系统人员，目的是掌握地方情况、督促落实。李克强为整治“敷衍了事”和“为官不为”，授予督查组更大的权力：正部级配置、一定问责权，并安排媒体记者跟随报道，让督查的权威性和威慑力更大。（文/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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