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风险的故事：人类与风险博弈的历史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著有《24堂财富课》、《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等。
以一般意义来定义，任何会降低幸福的事件都可以称之为风险。而对于人类而言，风险本身不是问题，只有在风险事件影响消费和生存时，风险才是问题。在我看来，整个人类文明化的进程，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和风险抗争的历史，不管是技术变迁史、文化史、制度史、金融史等，都是想方设法为人类更好地降低风险和灾害所带来的生存挑战。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发现人类暴力诉求战争的倾向性会越来越弱。当然，这是一般性的结论。
人类与风险博弈的创新办法
人类很多领域的变迁史，都和人与风险的博弈有很大关系。人类应对风险的第一个创新的办法就是迷信。比如中国的天坛，是皇帝带着朝廷的文武大臣去拜祭的地方。在科学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特征之前，我们应对自然灾害是未知、盲目而恐慌的，不了解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更无法将风险事件主动降下来。只能通过迷信积极健康地面对无法控制的生活现状，让每天的日子过得迷迷糊糊。我每到一个新的国家，不管是美洲大陆，还是非洲、欧洲、亚洲，去当地的博物馆总会看鬼剧。我发现尽管在原始社会五大洲原住民互相之间并无往来，但各地鬼剧大同小异，共同特点是什么？就是很吓人。鬼剧也代表一种迷信，人都会被吓死，鬼还不会被吓死吗？各个不同的民族和人种都找到了同样的靠迷信的阿Q心理，从而拥有力气面对明天的挑战。
面对风险挑战的第二类创新主要还是靠技术革命，技术创新在近代人类社会越来越走向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人类社会第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是从被动打猎、摘果子走向农业，在同一个地方年复一年、季复一季的耕种，使人类的粮食产出发生了根本性的跳跃，同时，动物被圈养，人类对蛋白的需求也很好地解决了，而且使每年产出的风险不确定性大大压缩。因此，人类生存能力上升到全新的高度。
除了早期的农业技术革命之外，还有一些并不为人熟知的变迁和技术引进，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K ung教授对中国3000多个县的县志进行了研究，他将中国各地开始引入玉米的时间图绘制出来，发现玉米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后，于16世纪初传入欧洲大陆，然后经丝绸之路于1560年进入甘肃，同时另外一条线，大概是1565年从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进入云南，第三个玉米进入中国的口子就是在广东和福建，大约在1567年。玉米和红薯在中国普及大概经历了200多年，1800年前后基本上中国各县都种植了玉米。年轻学者贾瑞雪研究了1470-1900年中国267个州府辖区内的农民暴动历史，她想知道玉米和红薯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农民暴动的频率有哪些影响。她发现，16世纪引入之前，旱灾年平均100个州府有8个发生农民暴动，但是引进之后，旱灾年100个州府只有两个农民暴动，下降了75%。为什么红薯和玉米对于降低暴力和战争的倾向性影响这么大？很重要的原因，它们与水稻相比，抗旱性非常强，能在灾年供人果腹。
根据K ung教授的研究，中国人口在公元1500-1900年的这400年间，从原来不到1亿上升到了3.5亿。对于这是由于经济增长还是新粮食引进造成，历史学界一直都有争议。我主要从风险角度来理解不同的粮食对中国社会的贡献。风险性产品在灾害年份至少可以让我们活下去。试想，在灾年最有可能饥饿的是谁？是把粮食让给老人孩童的年轻夫妻，而他们又恰恰是生育力的主要保障。我们会发现，保险型粮食产品，或者广义上的保险型产品，多数正常时候不会起任何作用，在非常时期才会发挥作用。就像我们购买保险时，如果你比较幸运无灾无害，你付出的保费用不上，这才是最好的结局。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在分析保险型产品功用和贡献时，千万不要按照常态方式分析回报率。
第三类应对风险的办法，是通过社会机制创新、组织创新，来达到更好的互通有无的效果。人类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几乎所有的原始社会都是按照一妻多夫的方式生活的所谓的母系社会，其社会制度以妻子为主的安排。为什么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更有利于人们面对风险挑战呢？其中一个原因是男人外出打猎存在收获不确定性和很大的危险性，存活率未知，一夫一妻对繁衍后代非常不利。不过在今人看来，这其中存在后代到底属于谁的问题。殊不知，战略模糊反而是最优的安排，这样所有跟孩子的母亲有性关系的男人，都有责
任抚养孩子。原始社会以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彼此信任，只不过维系、支持仁义礼智信的方式和架构可能跟主要靠文化、血缘、三纲五常这样的体系达到互通有无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些不一样，运作层面会有细小的差别。农业出现后，男人不再需要外出打猎，这也是北方匈奴与中原民族最大的差别所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产出能力、产出水平大大增加，产出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大大下降，这就为一妻多夫制转变为一夫多妻创造了很重要的条件。制度和文化之所以不断地变迁，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更好的对抗风险和灾害冲击的能力，同时又没有完全将规避风险的挑战解决好，但总的方向是让个人获得更多的自由，我们也在不断向这个方向迈进。
金融越发达，人的暴力倾向性越少
在我看来，姓氏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早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因为规避风险的手段和安排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将收入跨时间、跨时期进行配置、转移。我们买卖保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将今天的钱牺牲掉一些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保证未来发生风险事件时他要给钱，专业术语称此为跨区的价值交换、跨区的风险配置，而这种跨区的价值交换安排最核心的条件就是信任，而这种信任的前提就是产权明确。换句话说，姓氏在人类社会的出现，是第一次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这样的信任体系。在汉族社会你姓什么远远比叫什么更重要，因为姓氏决定了你是哪个交易体系中的人、对谁有回报的义务。如果没有姓氏，跨区交易就变得模糊了，违约概率大大提高，这样整个社会跨区风险交易就会混乱。当然我们回过头想，为什么原始社会没有姓？这其实跟我们之前提到的规避风险有关，原始社会产出低、风险大，如果将每个人以姓氏为分变成小团体，有限的食物不能广泛分享，大家都无法存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大概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姓氏，最早只有贵族才有姓氏。所以姓氏的出现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文化、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可以让我们有一个互通有无的共同基础，进行隐性跨区风险交易和金融交易。贞洁为什么重要？清朝在中国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推广守节，贞节是至高无上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通奸的处罚非常严厉。因为在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之前，中国社会完全依靠血缘关系决定相互的责任与义务，金融跨区风险交易主要以血缘为基础，如果儿子是谁的无法确定，会威胁到整个社会风险交易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之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对贞节不再那么追求，一方面是五四运动之后个人自由观念强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存挑战通过金融交易、保险产品、养老基金等安排，在家庭、血缘体系之外有更好的纾解途径。
尽管在规避风险、抗击灾害方面进步很多，战争的频率、暴力的倾向性降低很多，但农业社会毕竟还是会将很多风险排斥在外，无法抗拒，比如妻子不能生育或儿子突然离世等。所以在农业社会里，世界不同地方推演出了很多规避风险的不同安排。耶鲁一位经济学教授过去三十几年一直在研究印度、孟加拉、泰国等农村家庭如何规避风险，结果发现在印度乡村受到天灾人祸冲击的时候，越是有女儿嫁到很远地方的家庭，受到灾害的冲击越小，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分散风险。尽管这些女儿的利益被牺牲了，她们没有选择权，但在生存面前，幸福不能是第一位的，只能是第二位。我也研究发现，1724- 1929年的中国，妾的买卖价与粮价有40%的负相关关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在灾荒年份，粮价上升，而女人愿意被卖掉做妾的供应也会上升，而对妾的需求受到冲击，那女人的价格只能下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面对灾荒冲击时，尽管有儒家文化，但是在家庭面对生存挑战时，也会将妻女作为保险资产变现。
文化变迁让我们更好地面对风险，这也跟中国关心的土地制度有很大联系。1981年M eadC ain对印度和孟加拉农村被迫卖地的现象做了很有意思的比较。五六十年代印度村庄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大概为0 .76，但是经过20年左右的变革，印度农村的土地分配越来越分散，基尼系数下降到了0 .62。相比之下，孟加拉农村在五六十年代土地集中度指数是0 .6，但到了80年代前后土地集中度反而上升到0 .69。
这位教授发现，50年代开始到六七十年代，印度农村不仅有正规金融，同时还有民间金融，业务越来越多，这让印度农村更好地通过购买保险、借贷等方式渡过自然灾害冲击，不至于通过卖地来求生存。而那时的孟加拉农村，根本没有正规金融，民间金融也非常少，所以农民一旦受到自然灾害冲击，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卖地，要么卖妻女。且孟加拉农村有这样的传统，女人不能下地种田，不能改嫁，所以女人最怕的风险事件是丈夫意外死亡。从这个意义来说，要改变我们过去在教科书里所说的中国在清朝、民国时期少数人手中土地越来越集中的状况，不是靠禁止土地交易、做资本化的安排，更不是通过公有制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发展民间金融、正规金融，让更多农民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其他风险事件时，通过金融工具的使用，更好地规避风险。
从金融和金融学的逻辑来看，为什么金融越发达的社会，人们的暴力倾向性就会越少呢？我以美国的一项业务，领薪日贷款为例。假定张三月底才发放薪水，可是他经常到月中就没有钱了，还有十多天怎么活？张三有四个选择，第一是找亲戚朋友借，当然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亲友会慢慢疏远他；第二是向银行借钱，也走不通，银行不敢提供贷款；第三是向高利贷借款，短期能够活下去，但在美国有15个州禁止领薪日贷款这样的高利贷；这三条路走不通，张三只好选择第四条路，去抢、去偷。通过这个简单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有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存在，尽管是高利贷，但是多少能解决人们面对生存的挑战，提供一条继续做好人的活路，而不是逼着更多人通过暴力、凶杀、战争达到生存目的。芝加哥大学A dairM orse教授根据1996-2002年之间的七年数据研究，当面对天灾人祸冲击的时候，允许高利贷的社区和禁止高利贷的社区，老百姓在行为上有何差别。他发现，受到自然灾害冲击后，加利福尼亚州1000多个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率、家庭破产率会上升72%，但是允许高利贷的这些社区，个人破产上升的幅度只有36%，同时犯罪行为、偷窃行为、抢银行行为上升更少，也包括酗酒、救护车使用率、家庭暴力发生率等。在理论或实际中我们都会看到，一旦有金融，哪怕是高利贷金融，自然灾害冲击后人们的生存路径增加，不用通过战争、暴力解决问题。
在人类生存的历史上，曾经历并仍经历着许多博弈：生存博弈、困境博弈、风险博弈……找到规避风险的安排，不管是从文化角度、技术角度，还是从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我们可以较好地梳理人类走过的历程，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金融市场对人类走向文明，特别是女人走向自由起到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对于土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越来越发达的金融市场实际上也可以起到非常关键的促进作用。
(周筱赟实习生邱慧君整理，未经讲演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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