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恐怖分子还是邪教成员，看起来不可一世，无比强大，但从根本上看，他们同样都是被中国快速的发展脚步抛下的弱者，无人关心和理会，最后不得不通过刀斧和荒诞不经的学说，来获得虚幻的强大感和尊严。因此，要把中国社会的高风险降为低风险、预防高风险“爆煲”，最核心的一点是调整利益关系，给予弱势群体关怀和帮助，赋予他们权利。
最近几年中，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农村的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和农业税的取消，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低保和最低工资的设定，都是这方面广为人知的进步。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立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和偶然因素的结果，归根到底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地赐予一些优惠政策、释放一些善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赋予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能切实有效加以使用的权利。近年来中国矿难频仍，背后并不仅仅是安全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监管问题，实际上是失衡的劳资关系，是矿主和某些地方政府的不正常关系。宗教问题的背后所隐含的失业、贫穷、信仰自由等因素，本质也是权利的问题。由此观之，要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赋予他们罢工和集团谈判的权利，要比直接规定最低工资是多少来得长远有效；要改善农民的困境，明确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肯定也比简单的访贫问苦来得实在。
另外，从招远事件来看，高风险社会的形成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人们精神上无所归依、容易被异端邪说吸引和洗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精神危机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看看比尔·盖茨、巴菲特在干什么，再看看那些在拉斯维加斯一醉方休的中国“精英”、以及在洗脚屋中乐而忘返的“中产”，可以说，精神危机才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把统治合法性一股脑押宝在经济增长上，以为人民吃饱穿暖就会忘记政治和精神上的追求，就可以江山永固。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始终缺乏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这让中国在软实力竞争上始终处于下风；招远事件更说明了，没有精神寄托的人民，同样是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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