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社网6月10日讯 本港媒体明报日前继续刊“解构新疆”系列文章之《1980 年代维汉关系融洽的原因》，作者为广州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文章摘编如下：
一种流行较广的观点认为，1980 年代中期之前新疆民族关系比现在好得多。这似乎与笔者前两篇所介绍的情况悖谬。
交通户籍所限民族意识淡
这首先与当时整体维吾尔民族意识相对薄弱有关。绿洲文明的新疆，不同绿洲之间距离遥远，且巨大的戈壁沙漠，又令这种距离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极难克服。据实际经验，骆驼队从伊犁到喀什需时一周，焉耆至喀什要一个月，由罗布泊到吐鲁番需20 至25 天。这造就了不同绿洲的地域认同。而新中国虽建立起了整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逐渐铲除了原来分割的地方政府，也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公路系统，但直到80年代，在新疆各地间旅行都是相当不便且昂贵的。更不用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跨地域流动更为困难，对外边界也被严密封锁。所以直到80 年代中后期，美国学者Justin Jon Rudelson 还发现地域性的绿洲认同，比整体性的维吾尔民族意识要更强。
思想宣传奏效百姓易盲从
另外，80年代之前，对毛泽东、党和国家的热爱之宣传、教育又效果非凡，虽然也遇到或明或暗的阻力，但主要是来自旧时代的那批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对一般少数民族老百姓来说，基本是陌生人。所以之于一般民众，国家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更像是“会议厅里的风暴”，厅外之人既不理解也不关注，相反倒是更相信国家的宣传，盲目地跟着批判。相对而言，国家对宗教、传统文化习俗的冲击对普通人影响较大，但这却被对毛泽东、党和国家的热爱所冲淡，被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阶级情感所淡化。
当时中国所实施的单位制(工矿企业、机关部门)或类单位制(如人民公社、街道等)，一方面严格束缚了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一个个高度封闭的熟人社会。公有制分配是大致平等的，大家共同劳动、学习，生活于同一个大家庭中，对单位具有很强的归属感。而且当时工厂机关中少数民族并不多，他们又多是国家培养的产业工人或有文化者，受到国家的切实照顾，所以对国家的感情自然较好。不过，城市单位中的维汉族职工及家属，工作学习时在一起，但平时交往并不太密切。而单位之外的汉人人口并不多，乌鲁木齐之外就更少了，大家多是分区居住，也不大容易发生冲突。至于南疆，当时就没有多少汉人，而南疆的汉人也大都主动地学习维吾尔语，所以冲突就更不容易发生了。并且在资讯高度固化的社会，就算是哪个地方发生冲突，别处也无从知晓。
汉人输入有限分配较公平
再则，80 年代之前，虽从内地来了不少汉人，但一来当时相对人数还比较有限，去南疆者就更少;二来其中不少是医疗文化教育科技人才，受到当地人欢迎;三是新中国头30年国家在新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建设，不仅吸纳了大多数外来人口，也吸纳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总体来说，尽管经历“文革”，新疆比起以前来还是颇有发展，而发展成果的分配又较为公平，所以尽管汉人与维吾尔等当地人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竞争，但并不严重。加之当时的干部和普通汉人，大多能够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而那些伤害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政治运动乃国家所为，汉族也受伤害，而且常常系由当地少数民族干部推行，故以汉语为工具的现代文化，当时的确受到较为普遍的欣赏。
芥蒂未除融洽下酿风暴
客观而言，80 年代之前新疆的民汉关系总体是比较融洽的，但以笔者乌鲁木齐的生活经验看，彼此的隔阂、芥蒂还是存在的(主要是对单位之外维吾尔人的芥蒂乃至害怕)。不过什么“地方民族主义”、“分裂主义”、“维吾尔民族主义”，对广大普通维汉人民来说，并无太明确的概念，至于什么“极端宗教主义”的说法，更是听都没听说过。当然，这一切都是特定时代下的特殊情况，风暴就在表面的融洽下悄悄酝酿。(新疆的国家、宗教、维吾尔民族意识博弈史系列之四)
当时中国所实施的单位制(工矿企业、机关部门)或类单位制(如人民公社、街道等)，一方面严格束缚了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创造出一个个高度封闭的熟人社会。公有制分配是大致平等的，大家共同劳动、学习，生活于同一个大家庭中，对单位具有很强的归属感。而且当时工厂机关中少数民族并不多，他们又多是国家培养的产业工人或有文化者，受到国家的切实照顾，所以对国家的感情自然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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