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和第三者
此时，她的第一次婚姻出现了危机。
他的丈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的王立。在她的回忆录里有如下描述：“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不到四天，刘晓庆去拍电影了。等《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拍完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和王立的距离越来越大。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他。”恶性循环，“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刘晓庆住到了北影厂招待所，再也没回过家。
在当时，她的离家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刘晓庆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公开离婚的中国电影明星，刘晓庆的绯闻成为几亿人的谈资。
“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加工得面目全非。”
让她恐惧的是她成了一个作风不正的第三者。“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事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事都成了嫌疑犯。还有人当面问我：‘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
时隔多年，谈到当时的处境时，她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没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所谓的娱乐人物，是不能有个人秘密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粉丝和影迷的。我当时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一直在和这种不能改变的现实作艰苦斗争。”
在焦虑和不安中，刘晓庆接受了上海《文汇月刊》梅朵、余之的提议，为自己写一本传记。她在西苑饭店开了一间房，拔掉了电话，花三天时间写了《我的路》，发表在1982年第6期《文汇月刊》上。
这期杂志被一抢而空，加印了两次，还是供不应求。《文汇报》也开始进行连载。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哪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接着不少报纸都发表了批评文章(微博)，许多人在文章里批评刘晓庆“鼓吹机会，这是宿命论”。而刘晓庆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就是天才＋勤奋＋时机，自己的成功就是因为遇到了许多机会，并且被她抓住了。
刘晓庆再次成了“典型”。刘晓庆的那句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就是出自那个时候。
今天，回想往事，刘晓庆说：“《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轩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在30岁就写了一本自传，让电影界、文艺界、媒体的老同志不满意、生气了。”
但在当时，排山倒海的批评把她吓得不轻。“我曾经几次有过自杀的想法，也曾两次实施过。”
她已经决定告别影坛了。然而，随着风向转变，刘晓庆又获得了新生，不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心灵深处》。
这部戏的导演是常彦，刘晓庆演的是女志愿军战士欧阳兰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故事。因为这部电影，刘晓庆认识了长影厂的陈国军，他在电影里扮演刘晓庆的男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国军就握了刘晓庆的手说：“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
当时，陈国军已经成家了，妻子也是长影演员，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回忆录里，刘晓庆写道：“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怨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拍即合，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当然，这在摄制组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在一起天天耳濡目染，尤其是演夫妻演情人又有剧情要求及表演的真实推波助澜，再加上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能回家，可不是得有许多故事发生？”
开始刘晓庆也没把这事当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前途，电影拍完故事也就结束了。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长春户口。”
但一件小事改变了他们。拍摄地所在的丹东电影公司请摄制组主创人员在市中心的一家饭店吃晚饭，结果饭店的服务员和经理把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饭店里外围满了人。他们吃完饭往外走，围观的群众一下子拥了上来，刘晓庆被压在地上，在人挤人、人踩人的危险关头，陈国军救了刘晓庆，连拖带拽着向前跑，把她推进了小汽车。
这个英雄救美的行为，彻底征服了刘晓庆。《心灵深处》拍完，刘晓庆回到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回到长春的陈国军开始准备和妻子离婚，不断给刘晓庆写情书。
“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他能够坦诚地告诉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
陈国军的离婚进行得非常困难，持续了四年之久。妻子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社会上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最后，陈国军的妻子在北京见了刘晓庆，长谈了两天，回到长春向法院起诉，提出和陈国军离婚，成全了刘晓庆。
刘晓庆给陈国军在北京找工作，每个月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把他借调到北京，给他策划电影《无情的情人》，找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拉投资，自己除了当主演外，也负责电影的后勤、经营、管理，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位独立制片人。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刘晓庆和陈国军的婚姻有了裂缝。
从未导过电影的陈国军不能服众，经常被制片部门的人欺负，矛盾多到戏拍不下去的时候，只能靠刘晓庆出来打圆场。而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常常大骂刘晓庆。
最终，《无情的情人》因种种原因无法上映，200个发到全国各地的电影拷贝全部回收进仓库。
恰在此时，刘晓庆迎来了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上影厂的谢晋筹拍《芙蓉镇》
，请她出演女主角胡玉音；北影厂的谢铁骊筹拍《红楼梦》(旧版 新版)，请她出演二奶奶王熙凤。
北影厂为说服刘晓庆出演，动用了老厂长汪洋做工作，后来答应把陈国军从长春调到北京，刘晓庆才肯扮演王熙凤。厂里的人事处要看结婚证，才肯调陈国军到北影。刘晓庆和陈国军这才补了结婚证。
刘晓庆把结婚证交给了人事处，就去了上影拍摄《芙蓉镇》。陈国军的户口调到了北京，分配在北影导演室工作，他开始酝酿新的电影。此刻的刘晓庆，在《芙蓉镇》里遇到了她生命里的第三个男人：22岁的姜文。
那时的姜文，还是中戏的本科生。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面对《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里以慈禧大红大紫的刘晓庆，他们在拍戏以外的时间里，经常吵架。
“我当时志得意满地说：不想再拍电影了，《芙蓉镇》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姜文当时听了不高兴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两人在湖南拍戏三个月，日久生情，于是传出最轰动演艺圈的“绯闻”。
这段感情和上一段感情反过来了，刘晓庆是有夫之妇，姜文是单身的大学生。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刘晓庆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自己和姜文的情感关系。一次，在中国文联“百花之春”晚会上，谢晋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透露：两人确实相好了，还同居过三年。
拍完《红楼梦》和《大太监李莲英》后，刘晓庆和姜文一起去了法国呆了九个月。回国后，刘晓庆帮姜文筹集资金，支持他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部电影原计划投资400万，结果姜文花出去1000多万，后来资金跟不上趟，刘晓庆去跟朋友借了300多万，又贴补了一部分钱，投给姜文继续拍。
《阳光灿烂的日子》拍完，他们三年的感情也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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