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耀 资料图片
新时社网特约评论员 郑曼玲
近日，广东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黄先耀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把坚决惩治腐败和营造改革环境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因循守旧、不思改革，怕负责任、不敢改革，应付差事、不真改革等问题。其以改革前沿阵地反腐主帅之身份作此论述，显然意有所指。
其实，对内地政坛稍有观察者可知，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一年多来，力度空前的反腐整风之下，一批贪官“前赴后继”落马，官场生态确实为之生变，但也催生出一种谨慎小心、消极怠工的反弹情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哲学沉渣再泛。不少官员自甘平庸、消极度日，没有上级领导指示，他们宁可空耗时日，也绝不主动出击。这样一种“懒政”作风，被视为反腐风暴的“后遗症”，任其蔓延滋长下去，后果堪忧。
当局理应正视这种现象，但又不能以此为借口，让肃贪的鞭子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那些以“过往不究”的特赦形式、来处理“腐败存量”的倡议，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对一些地方公务员队伍积极性的打击，充其量只是反腐重拳“刀起头落”之馀的一点误伤，因而对廉政风暴踩急剎车，以“适当宽恕”来化解“腐败呆帐”，卸下官员群体的精神包袱，以此换取他们对工作的所谓积极性，无疑是因噎废食。
事实上，之所以会让一些公务员产生缩手缩脚的不安定感，皆因当前的肃贪行动多少还带有几分“人治色彩”，并非依靠制度性规范而行事。这种“秒杀式”的运动式反腐，往往局限于让公众在围观中消费復仇式的快感，却很少探究贪腐背后的权力模式和形成机理，最终将在无可避免的效率递减中丧失威力。
从这个角度讲，此番反腐行动不是“动”得太多，而是“动”得还不够多，不应止步于“动人”，更应茞援鞳u动制度”，在肃贪风暴初见战果后，乘胜追击建章立制。首先，应及早建立权力清单并公诸于众，给权力划定边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目了然、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这一做法是打造限权政府、责任政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解决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剎住懒政庸政之风的体制性措施。
另一方面，必须改进干部评价考核机制，扭转“不出事即能保安全”的思想。通过完善岗位竞争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在其位谋其政”的新秩序，打通“能者上，庸者下”的晋升通道，让士兵有成为将军的可能，让“小妾”有扶正的机会，从而杜绝一些庸官懒职从“青春期”干到“更年期”的现象。
既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又要避免伤及无辜、影响政府效率，这的确并非易事。能否走出两难境地，治好这一反腐“后遗症”，在于当局是否拿出真正的勇气和智慧，与传统的权力模式和反腐思维进行剥离，对体制路径作出顶层设计。（文/郑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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