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文/褚朝新
这几年，“官员自杀”的新闻越来越多。
之所以不说“自杀的官员”越来越多，是因为2009年一个研究官员心理健康的朋友曾告诉我，以他对某个直辖市官员群体的的研究，当地过去自杀的官员也不少，只不过那时候信息发布、传播的渠道有限，大家不知道而已。现在网络发达，鼠标一点全球都知道了，所以感官上给人一种“自杀官员”增多的假象。
不过，我倒是相信最近两年自杀的官员越来越多了。反腐力度、自上而下的治官条例带来的基层官员压力，较之过去都有明显增加，官员自杀越来越多应是个现实。
刚刚发生的“自杀”新闻，是国家信访总局副局长徐业安。有消息说，他在办公室自缢身亡，“自杀前情绪不太好”。
2013年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有54起，其中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有23人。“生前抑郁而自杀”，是一些意外死亡官员的上级、同僚常用的官方说法。有媒体统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不太相信这一说法，“官员一自杀，要么解释说工作压力大，要么说患有抑郁症，但老这么说，百姓会怀疑。”
但是，中国人向来觉得死者为大，虽然有些人死得不明不白，但人既然死了，就不再追究或深究生前的种种不是。所以，官场上有一种说法：在反腐遇到窝案时，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或自觉或听人劝“丢车保帅”选择畏罪自杀，保了身后人，家人会得到关照。官场这种“丢车保帅”的策略，也常常在国外影片有类似的情节，大概不是中国独有。
以公开的案例看，自杀的官员多数选择在办公场所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难免会让人觉得自杀者自杀的原因大概与工作有关。
中国人向来忌讳有死亡发生的场所。比如一间房屋若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会被定性为凶宅。在一个熟人社区里，有过人自杀的房屋甚至难以出租。所以，有时候自杀者可能出于对家人的保护，虽然自杀原因与工作无关，也可能选择在办公室或办公场所里自杀，不希望给自己家人的居所蒙上阴影。
我直接了解过的官员自杀案例有三起，事发后同事、家人、其上级官员往往都是异口同声，“最近没有异常”。其中两起，至今是谜。
第一起，是原湖北洪湖市新闻科长陆华君。早上上班不久，他在市委办公楼内坠楼身亡，当地官方坚称与工作无关，至今是谜。第二起是原湖北红安县县委书记熊良霄，去武汉开会途中在座驾内割腕。事发后，当地宣传官员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是车祸，没两天又承认是割腕，原因至今不详。熊自杀未遂，但从此从官场消失。第三起，是原四川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冯翔之死，信息相对公开，地震后他被破格提拔为副部长，仕途刚上新台阶，但地震致其多名家人遇难。
巧的是，两起死因成谜的所谓自杀，均发生在办公场所。
自杀的官员中，肯定有因对工作不满而选择在办公室抗议性自杀的。只不过，官方不会承认，即便其留下遗书，最先获得者也是当地官方，不会对外发布，甚至不会提供给家属。所以此类事件，官方一般遮遮掩掩，含糊其辞，最后给家属一大笔安慰费了事。
能给家人留下一点抚恤金，或许也是少数官员选择在办公场所自杀的一个原因。不管一个官员生前怎么样，临死能想着给家人谋得最后一份利益，也算人之常情。
还有一些官员，死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前不久传出死讯的原重庆“打黑英雄”、警官周渝，死在一家宾馆房间里。原重庆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死在看守所里。对两人的死亡，当地官方都定性为自杀。
官员“自杀”的方式，则以上吊自缢和坠楼为主，冯翔、周渝、徐业安据称都是自缢，陆华君坠楼，2月底自杀的广东博罗县地税局副书记吴某是留下遗书跳楼，熊良霄那种在公车内割腕的，十分罕见。
最罕见的，是湖北公安县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谢业新，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当地官方发布消息称，经尸检，谢身上共有11处刀伤，其中脖颈处有4处刀伤，胸部至腹部有4处刀伤，，左手手腕2刀，右手腕1刀。当地政府官方消息称，“经公安机关的缜密调查，谢业新系自杀身亡”。
杂文家刘洪波曾感叹，“官员自杀正在变得不稀奇，但几乎已成惯例的是，官员自杀几乎总是变成神秘和敏感的事情，公众常常不能得到“何以至此”的解答。这不正常吧!”
确实，譬如“自杀”11刀而死的事情，亘古罕见，而原因永远是谜。不知道，有多少官员死得不明不白。
2014年4月11日
(本文为新时社网独家稿件，未经许可不可转载)
扫描本文章到手机浏览
扫描关注新时社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