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未来，多人为政治精英，仕途顺畅。
31位校长，除了从学者和高校内部提拔的传统模式。还有很一部分是行政官员。这部分行政官员不是纯正意义上的官员，他们很有特点，即曾在学界与仕途之间转换跑道，其中有些人不止一次地更换跑道。
比如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曾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而在任职农业部之前，他就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校长。
与柯柄生情况相似的还有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从复旦毕业之后，杨一直在复旦工作，直至副校长。2006年，他上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再次“回炉式空降”至复旦大学任校长。
杨玉良南下后，其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办的遗缺由张尧学接替，而张尧学则是现任中南大学校长。接替杨玉良之前，张尧学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和科技司司长。更早之前，他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副主任。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树国和上述几人情况类似。1999年，王从哈工大副校长职位上调任黑龙江省科技厅厅长，2002年重回哈工大任校长。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则频繁地出入政界与学界。1998年，他从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任上，擢升为天津市教委副主任。仅仅任职3年之后，重回高校，任天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不到两年，李再次回归政坛，任天津科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市科委主任，还曾短暂兼任过市知识产权局书记。2011年，李出任天津大学校长。
按照中高层官员政治生命的OPAT模型分析法（见饭局阅读1月10日刊文《如何正确判断一个中高层官员的仕途》），上述几人无一例外属于政坛中的精英分子。
比如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都是全国人大常委。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曾是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还是中共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31人中，还有一人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龚克，南开大学校长。他是著名理论家龚育之之子，龚育之曾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是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中共智囊”。
非常有趣的是，龚克之前是天津大学校长，而天大和南开仅一墙之隔，龚克也成为两校百年历史上第一位“从隔壁调任的校长”。
看身份，院士头衔不重要，但多为学术之星。
副部级高校校长，非要由院士来担任吗？
华中科技大学此前4任校长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与此不同，此次接任校长的丁烈云尚不是院士。这又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议论。
在2013年的院士增选中，丁烈云一度成为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和建筑工程管理学部的有效候选人。所以，丁烈云本人当选为工程院院士应该说只是时间问题。
之所以说是“又引起”，是因为早在2012年，48岁的陈吉宁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因为没院士头衔，这位新校长的任命，就引发不少议论。他的前任顾秉林和前前任王大中，都是中科院院士。前者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材料学家，后者王大中则是核反应堆工程与核安全专家，二人均在国内外广享盛誉。与他们相比，陈吉宁唯缺一院士头衔。
但是，48岁的陈吉宁是建国之后清华最年轻的校长，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和2000年37岁的展涛接任山东大学校长相比，年龄优势相去甚远。但是，陈吉宁作为环境科学方面的权威，成为院士估计也是时间问题。
其实，在31位校长中，不是院士的也大有人在，共有16人。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一流名校的现任校长，也都不是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
31人中，有些人不是院士，但这不等于这些高校的领导层中没有院士。比如，清华大学去年7月份任命的副校长薛其坤，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早在2004年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常务副校长钟登华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如果说，院士仅仅是标签。忽略这个标签之后，上述这些校长大都是学术之星。
山东大学校长张荣出生于1964年，2000年时就当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是光电信息功能半导体材料生长、半导体新材料、器件和物理研究领域的新秀，
2013年的院士增选中，和丁烈云一样，张荣入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但最终抱憾而归。
人大校长陈雨露则是金融学研究的少壮派领军人物。2012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陈雨露入选最终大名单。由15个金融界人士组成的央行货币委员会是央行履行宏观调控职能的重要组织，其中12人为副部级以上的经济领域高官，其余三位为学者，陈雨露为其中之一。
作为中央政府部门的一个内设机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却需要国务院的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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