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政变引致再变天，突显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制演变有可能跌入“民主化陷阱”（democratization trap）的危险，即民主化带来较长期的政治社会不稳将影响经济发展。
东亚有不少民主化事例，其效果各异。如韩国进程中经济仍可持续发展，台湾在政党轮替后经济却每况愈下。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政治时有反复，经济亦时好时坏。缅甸尝试由军方解禁而渐趋民主，但前景未明。
总体来看，东亚民主化进展尚可，其中一些地区表现虽较弱，却未算跌入陷阱。
在伊斯兰国家中本来也有较成功的民主化事例，最明显的是土耳其。虽然最近有点动荡，但十年来的迅速发展成果不容抹杀，可说是伊斯兰民主化的范例。
另一个例子是巴基斯坦，在卷入反恐战前虽有军人干政及民选政府的轮替周期，但仍可保持发展态势，形成了一种军民互补的独特模式。可惜卷入反恐战后形势急转直下，有滑向“阿富汗化”及“失败国家”的危险。
埃及在日前政变后，已暂不可能走上土耳其式良性转化之路，而将陷入较长期包含暴力元素的政治抗争中，跌入“民主化陷阱”的机率极高。政局及社会不安与经济不振将形成恶性循环，令沉沦更深更难自拔。
由此亦可见到“稳定压倒一切”的真谛所在：以维稳为首务至少可提供一个发展及更根本地解决政治矛盾的机会，否则一切无从说起做起。显然，埃及的民主化条件殊未成熟，勉强为之不会有好结果。
在专制时期若经济发展较好，拥有较好的政府、企业及民间组织等机构（institution），和人民教育水平较高，则可因基础较佳令民主化进程较为平顺。
可惜埃及欠缺上述基础，经济不振乃引发首次变天的主因，而政府及企业能力均欠佳，最强的机构就是军方及兄弟会。民众的水平不高，在再变天前的动荡中便表露无遗。
其一是反对兄弟会的自由派及世俗派竟认可甚至要求军方介入，实是个“魔鬼契约”，后患必多代价必大。
其二是大量民众以为上街便可解决问题。兄弟会并非“真主”下凡，不可能在上任不到一年及权力未稳下，便可解决由多年累积的深层社会、经济问题。正如哈佛大学法学教授Noah Feldman在评论埃及最近的事态时指出：这是暴民政治（rule by mob）而非宪制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教授之言确切中“埃弊”，却可惜无助改变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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