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具有商品和货币两种属性。在清代实际社会经济活动中，黄金既是制造奢侈品的材料，又像白银一样起到计量商品价值的作用。从国家层面看，自清初起，国库里的财富以黄金居首、白银其次、钱币第三，旁及玉石珠宝。

　　清代朝廷即中央政府的国库，有内、外库之分。外库，即户部所属银库，其中财富俗称“公帑”，归户部管理。内库，即皇家内务府广储司所属银库，其中财富俗称“内帑”，用于皇家开支，户部已无权支配。同治年间之前，内帑直接由海关、盐课缴进；同治年间开始，由各省、海关、户部等划拨、筹措。\姜舜源（文、图）

　　故宫博物院收藏清代大量黄金制品，从金印、金册等典章文物，到“金瓯永固”杯、金编钟、金角端、金香筒等工艺品，金盆、金碗、金盘等日用品，它们在管理上其实都像金锭、银锭等一样，归属金银财宝，由国家户部银库（即如今金库）或内务府广储司等财务部门管理。

　　外库银多金少

　　户部银库在北京天安门外，千步廊东廊以东的户部衙署后院，故又称“后库”，原址大致在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楼中北部一带；广储司银库在紫禁城太和殿西配殿弘义阁内。清初文学家、诗人吴伟业之子吴暻曾任户部主事（处级官员），撰《左司笔记》记载康熙三十九年（一七○○至一七○一年初）即十八世纪第一年外库库存数：金二千六百六十八两，银四千零五十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二两；此期间银库岁入数：金四百一十九两八钱，银九百七十万七千四百零九两五钱。盛京库总目：金三十三两六钱，银八十八万九千八百四十二两二钱。后来干隆时期，库存银由三千万两增至七千万两；鸦片战争翌年一八四一年国库亏银九百馀万两。

　　明末银库曾遭李自成起义军洗劫，入清仍有前明零星遗产。《左司笔记》记载：“一日，偶从大司农吉水李公（李振裕）、少司农兴化李公阅视后库，见银库有一元宝重一千六百两者，色黝黑如漆，上镌‘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年）晋藩南山主人造’十三字。”是晋王进贡嘉靖皇帝的。清后期张培仁《妙香室丛话》所述更为夸张：“初白翁（金庸先生的先祖查慎行）云，北京户部节慎库（应为工部库），金银元宝各一，盖镇库之物。以梯登其上，其边尚高于人，上刻‘永乐九年’（一四一一年）。”

　　国家银库里黄金存量比白银少得多，而且主要用于赏赐、制造器物。但黄金始终是国库里居首位的财富，直到晚清改制，户部改为度支部，下设金银库，职能仍原银库职能：“金银库，掌金帛期会。”

　　户部银库、内务府银库，俱派皇帝的亲兵镶黄旗官兵看守，但银库贪污、亏空案时有发生。《养吉斋馀录》卷八称：银库管理积弊已久，以往主管者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嘉庆时新上任的赵佩湘管理稍微严厉一些，一日从银库下班回家突然暴亡，人们都怀疑是被人投毒。因此继任者更不敢过问银库的事。嘉庆、道光时御史陈鸿（号午桥）在都察院时，曾奉命稽察银库。陈鸿受命后亲自现场监视银库出纳，杜绝虚收虚放诸弊，库吏们恨得咬牙切齿，他却奋然不顾。但有一点：在银库不敢饮那里的一勺水。数年后，假照截留案发，由银库牵引致千余人获罪。至此有人悔叹：假使人人都如陈御史，我辈怎会落到如此地步耶！

　　内库金银并重

　　弘义阁为上下两层楼，楼阁建筑本身高二十点一一米，连同基座通高二十三点八八米。上下层之间为“庑座”层。下层面阔九间计四十三点六八米，进深三间计十六点七○米，面积约七百三十平方米。作为太和殿的配殿，其地面一层并未采用大殿隔扇门结构的金扉、金锁窗，而是直棂窗、木板门库房配置；二楼则是金扉、金锁窗。与之相对的东配殿体仁阁也是库房，也采用这种工程作法；相邻的太和殿东、西、南廊庑因为都是库房，也采用体仁阁、弘义阁一层的标配。考虑到金、银、铜钱的巨大比重，银锭、铜钱等重量、数量都很大，应该主要放在下层，而上层存放数量较少的黄金、宝玉石及分量轻的东西。以黄金储存最高峰的嘉庆四年四万一千多两计，也不过三千斤，合今一点五吨，带“庑座”的上层足以承受。

　　内务府银库真正是皇家的钱袋子，各朝皇帝都再三降旨申诫，尽管在太和殿院内，也要派兵在库内外驻守，并且多次增加巡逻人数。嘉庆十四年（一八○九年）五月上谕提到：“银库内每日章京一员，护军校十员，进库直宿；又护军十名，于库门外巡逻。”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十一月又谕，晚上太和殿庭院封门后，值班更筹（类似接力棒）通过后左门门缝传进，依次经过中左、昭德、贞度、中右门，最后由后右门门缝传出，接续巡查。

　　根据《内务府奏销档》等档案记载，各时期内库库存数为：干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实存头等金至六成金七项，重一万九千零三十五两六分；不计成色并自成螺形生金二项，重五百八十六两八钱；银一百二十九万八千五百七十三两三钱四厘。嘉庆四年（一七九九至一八○○年初）也就是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各色金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二两六分一厘；造办处存贮各色金一万三百十两三钱五分；由甯寿宫领出交广储司银库，二两平各色金一万两，折库平金九千四百两。以上三项，共各色金四万一千四百六十二两四钱一分一厘。这一年内务府存金登峰造极，应该就是查抄和珅的家产所得。鸦片战争当年即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内库存金二万九千五百四十二两七钱三分五厘八毫，银六十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九两五钱五厘七毫。看来道光时国库拮据，但嘉庆时的余财尚存，内库库存颇丰。当然这与道光帝厉行节俭、压缩内廷开支不无关系。林则徐《软尘私劄》称，道光帝在位期间尤其节俭，“某公主下嫁，治奁限以二千金。”宫中妃嫔们，不到过年过节不得食肉。还有以往惯例，皇上御膳格外预备四桌，以其中两桌赐给御前值班的大臣，两桌分赏给妃嫔们，道光时赏妃嫔们的两桌免了。在道光帝看来，不能眼睁睁看着值班的大臣中午没饭吃，这两桌应赏；但妃嫔们明明都有自己例份钱，为什么还要揩皇帝的油、慷国家的慨呢。

　　内库经费不从外库出

　　鲜为人知的是，同治之前，内库资金不是从户部国库里划拨，而是由海关、盐课收入中直接抽取。光绪八年（一七八二年）八月总管内务府奏折称：“我朝定制，内务府钱粮，俱在正供之外，内无关于部库，外无涉于地丁。宫中、府中，界线分明。是以同治以前，外廷从无议及内府经费之事者。”这种作法可能始于唐朝，南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市舶门》、潘自牧《记纂渊海．提举市舶》，均引唐广州司马刘恂《市舶录》称广州海关：“市舶者，其利不赀榷，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也。”从那时起，广州外贸关税之一部分，就成为皇帝的私房钱。

　　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侵犯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逐步失去海关主权，海关、盐课收入大减，已不能支撑内库预算。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开始向各省、粤海关募集资金：“拨及各省银六十万两，粤海关银三十万两，并内府杂款约计百一十馀万两。至内府用款，一年需用银一百二十三万两，每年约亏银二十万两。”《清宫述闻》收录了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即甲午战争那年内库收入金两数目：“由讨领得足金四百两，粤海关监督交到四季分足金二千两。以上共进足金二千四百两。”还有各省、粤海关“共进银一百万二千六百八十九两三钱二分三厘”及“共进钱十六万三千二百八十串”的清单，正是“每年约亏银二十万两”。该年用足金二千零四十四两，用银一百二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两、钱十五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串。因为经费紧张，户部与内务府互相指责，户部堂官参奏内务府堂官不能撙节，抱怨拨款三十万两太多。慈禧太后降旨：以后每年再添五十万两。

　　到了宣统元年（一九○九年）为溥仪的父亲载沣铸造摄政王金印，需用五成金，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竟然无金可提。最终通融结果，是由外库度支部金银库提出一百五十两纯金，熔化为三百两五成金。

　　金银汇价一路走高

　　中国自金代出现银本位制后，白银价值提高，黄金主要制造奢侈品，但仍是最贵重的货币，而且在实际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金银折算的汇率。清代金银汇价：前期二百年间一兑十，光绪初一兑二十。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前后讨论实行金本位、铸造金币期间，户部提出“金一两抵银三十二两”的金银兑换价，即一两黄金兑换白银二斤。好比如今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因当时中国基本不产黄金，金、银、铜钱汇价很难控制，政府无力“贴平”固定汇率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巨额汇兑差价，金本位最终并未实行。而清末金银汇价飙至一兑五十。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