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作家琼瑶的小说《菟丝花》里，描述“湄潭是贵州北部一个美丽的县份”，故事讲述的就是当年的浙大学子与湄潭姑娘的凄美爱情。1999年黔北“名茶两会”期间，北京名人朱寨、何西来第一次来湄潭，就惊呼“湄潭本是天然秀！”小花溪、小江南都不足以道尽湄潭的美，湄潭本身就是名胜。这种表述，说明湄潭除了自然环境优美以外，浙大西迁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渊源，它对湄潭乃至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先后在贵阳青岩、遵义、湄潭、永兴办学七年，被喻为是浙大的黄金时代，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说实话，浙大在贵州办学期间，是我国历史上最困难时期，民族危亡，民不聊生。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月里，竺可桢先生倡导“求是”学风，广纳名师髦士，浙大汇聚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代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力克千难万险，辗转播迁不废学业，环境艰危奋进不息。师生潜心研究，孜孜以求，创累累科研成果，培育一代蜚声中外的求是学子，靠的是什么呢？

    浙大这段光荣历史，确是一个奇迹。一些老学长、老校长认为，除了贵州人民对浙大的支持、爱护外，竺校长治学有方，一批知名学者、教授治教有方。有一种珍贵的人文精神存在，即求是精神。

    何谓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国最老的大学——哈佛大学的校训，亦意为求是，可谓不约而同。浙江大学创建于1897年4月，最早叫“求是书院”。1936年—1949年浙江大学由著名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校长，浙大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竺老崇尚革新，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倡导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校风。

    什么是求是精神？苏步青教授说：竺校长提出的“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

    浙大的求是精神，首先是一种艰苦拼搏的奋斗精神。竺可桢校长倡导“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的人生理念，使得广大师生能够潜心下来，努力学习，加倍工作。据有关史料记载，浙江大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在贵州办学期间住的是庙宇、祠堂、仓库、民房，吃的是粗粮素菜，穿的是土布，点的是桐油灯，正是“ 陋室布衣，箪食瓢饮，夜以继日，硕果累累，泣歌之声，长年不绝”。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革命精神。在国难当头，战乱频繁，极端恶劣、复杂、动荡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办学，积极抗日。不惜流亡求生存，以保存学校，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威逼杭州。竺可桢校长毅然率领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一迁浙西（建德、天目禅源寺）；二迁赣中（江西吉安）；三迁桂北（广西宜山）；四迁贵阳青岩——黔北。从1937年9月起，至1940年2月定居遵义、湄潭、永兴止，浙江大学历时两年半，途经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西迁成功，使浙大得到保存、充实、发展，最后定校遵湄办学七年，不仅使浙大在学术上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在政治上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独裁的“民主堡垒”。

    浙大西迁的路径正好与三年前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上段路基本吻合，抵达的终点也正好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址地，1986年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视察浙大时赞为“文军”长征。

    据有关史料记载，浙江大学在西迁遵义湄潭的七年中，从西迁前的3个学院11个系，发展到5个学院24个系，学生总人数由1937年的660名发展到2243名，成为当时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七年中共毕业学生1857人。他们中很多后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

    如今的浙大四校合并后，是现全国最大规模的高校之一，已发展到21个学院71个系，在校生4万人。

    浙大的求是精神，是一种牺牲精神，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为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牺牲，有如竺校长在西迁路上痛失爱妻、爱子；为追求真理，于水深火热中探寻救国之路而牺牲。有如费巩教授失踪，潘家苏、滕维藻被捕……浙大当年正是在竺可桢“求是”之校训的激励下，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东方剑桥”这个奇迹。

    浙大别称“求是”，竺可桢在校训中这样写道：“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加俐略及布鲁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壮哉，‘求是’精神”。

    浙大在遵湄期间艰苦办学历史，诚如当年浙大教育学院《教育系之歌》所唱的那样：“黔山青，乌水长，遭变乱，避南疆，风晨雨夕聚一堂。敬业乐群兮灿然日彰，学不厌而教不倦兮，发吾先哲之辉光。他年，他年勿相忘。”

    “翠色清香味可亲，谁家栽傍碧江滨。摘来和露芽方嫩，焙后因风室尽春。”浙大教授们在工作之余，还闲情怡志，成立“湄江呤社”，品茶谈诗，留下许多优美的诗篇，他们并没有为境所困而浮躁、失意，这是何等的胸怀与坦然？

    竺可桢校长从1936年至1974年，共37年，12300天，写了900多万字的《竺可桢日记》五册，“他把内容极为丰富的日记留给了社会，把一生拼搏的科学成果近1000万字的学习论文留给了人类，把一个科学家崇高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治学方法留给了后代”。竺可桢的论著有《廿八宿起源之地点与年代》、《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历史上星座之变迁》、《徐霞客之时代》等。

    浙大当年在湄潭的一所破庙里，召开中国科学社成立卅周年的年会，时间是1944年10月25日，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上午在学生餐厅演讲《科学与民主》，下午科学社年会在湄潭文庙大成殿举行，竺可桢作“科学社历史与任务”的报告，钱宝琮教授演讲《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等等，宣读论文30余篇。李约瑟在湄潭作了为期六天的考察，对湄潭这个小小的县城，有这么一间高水平的大学惊叹不已，称赞浙大为“东方剑桥”。1945年他在英国《自然周刊》上发表文章写道：

    “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大学之一。…… 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

    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当年浙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崇尚科学，潜心钻研，王淦昌教授写出了被世界上公认为是1942年世界物理学的最重要成果的 “验证中微子实验方案”，卢鹤绂教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从铀分裂到原子弹”和谈家桢教授的“中国南果绳之调查及研究”都引起当时国际科学界的极大震惊和重视。

    苏步青教授在湄潭“一所破庙，半亩荒园，农耕之外，笔耕不已。”他在湄潭完成的“射线曲线概论”一书，使我国微分几何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际上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忆他在湄潭永兴时写道：“我在浙大学习条件很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白天到茶馆看书，作习题，泡一杯茶，目的是买个坐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谁能料到，在如此艰难的学习环境中，竟能培养出世界名人！

    “桐油灯影忆湄滨，弦歌依约似当年”。被称为中国核弹先驱的王淦昌教授，在湄潭担任浙大物理系主任期间，住在天主堂一间十几平米的斗室里，在昏暗的桐油灯下潜心钻研，严谨治学，先后写出了七八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如1941年他所著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建议》在美国发表后，成为1942年国际物理学界重要成就之一。

    偶尔翻阅尘封的历史，不难发现，浙大在这段时间发展快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艰苦朴素的学风，避免了城市的奢华浪费大量时间。正所谓“寒门出学子”，埋头读书而减少了其他浪费人时间、精力的活动、应酬，所以我们今天应牢记胡锦涛总书记的“两个务必”，才能加快社会的发展，才能多出成果。走进浙大在贵州湄潭的这段历史，让我们不得不沉思我们今天的奢华与他们昨日的那样一种可贵的求是精神，值得去研究、发掘的一种精神境界。

    后记：1990年4月，王淦昌教授在湄潭“浙大西迁陈列馆”揭幕之时致函湄潭县说，“四十年代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湄潭过的。在那里我刚过‘而立之年’，是人生最具活力的时间，加以湄潭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有这样优美的环境及浙江大学同事及师生间关系融洽，我的创造力比较突出，思想特别活跃，在国内外物理杂志上发表了近十篇文章，但这期间出成果最多，就我个人讲，是个奇迹。”

        苏步青教授称“杭州天然美，湄潭亦天然。”他说没有这里的得天独厚的地势、物华和纯朴的人民，就没有浙大的今天，更谈不上浙大是“东方剑桥”的称号了。

        1987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参观湄潭文庙（浙大西迁办学旧址）时说：“湄潭是个好地方，浙大这么多名人住过湄潭…”在举世的目光关切下，湄潭人民也珍惜着与浙大的这段历史，传承着一种精神信念，湄潭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也比较大，如今的浙大西迁办学旧址与红九军团遗址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茶乡的今天正以一种日渐崭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欢迎远方的朋友，本地的近邻常到湄潭走一走、看一看，或到湄潭定居，置业、做学问，也许秀丽的山水真的会给我们更多的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