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而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时代，”临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时代。长河之悠悠，人寰悲歌之绵绵，青山处处埋忠骨，字字泣血是悼念！ 但22位在南高上山下乡的知青坚信“花盆里育不出万年松，庭院里练不出千里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用青春度过那段特殊的岁月。 时光永逝，真情长流。 因为热爱，他们选择忠于；因为梦想，他们选择下乡；因为年轻，他们选择无悔。对于22名北京知青而言，山西省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是一块爱多于恨的土地，在那个刻骨铭心的岁月里，他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付出，有欢乐，有成功，有沮丧，更多的则是收获了成长的代价和人生的真谛。 历史应当铭记这段岁月，眷顾这块土地，镌刻这批年轻人的名字：李明路、李燕桂、张启禄、姚锡叔、张克远、周树学、尚德良、宋金明、肖良训、张维明、刘秉健、唐友荣、魏秀珍、李学平、齐伟如、左连平、刘觉、江沛、陈亚菊、褚美耘、苏桂荣。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返回了北京，有的散居在中心城市，有的留在忻州，他们已全部退休，成为儿孙绕膝的祖辈，享受着天伦之乐。闲暇之余，他们缅怀曾经苦涩的岁月，情牵那块贫瘠的土地，惦念当年朝夕与共的第二故乡的人们…… 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渐入高潮。 其实在1968年11月中旬，一批十七、八岁的北京知青已提前来到了忻县奇村公社南高大队。在大队院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用彩色纸写着横幅：“欢迎北京知识青年来我村安家落户。”村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分别讲话，尽管方言味很浓，有一多半听得不太懂，大家还是使劲鼓掌表示尊重。接着是公社领导讲话，知识青年代表表态，最后，知青们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知青们被暂时安置在社员家中居住，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平房，当然首要条件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家庭。人们听说这些知青是从北京来的“大学生”，穿扮又不一般，男女老少投来羡慕和不解的目光。一些调皮的小孩子扒在门边或窗户外往里瞭，一些村里年纪相仿的后生闺女们不时过来问长问短，大爷大娘们也进来嘘寒问暖，陌生感和孤独感渐渐消失。第一次离开喧闹的城市，远离父母，躺在暖和的土炕上，第一次看见那么厚的白雪，朦朦胧胧中，天明了，房东大爷大娘早已起床下地了。正是数九寒天，按理是农闲季节，可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忻县更不能落后。知青们劳动一天，腰酸腿乏，还要在灯下写日记，写着写着，不争气的眼泪滴在纸上，想家了。 忻县古有“四坳八景”，“四坳”即南有北宋，北有南高，东有西张，西有东社。南高村东倚银山，北临金山湖（又名赛江湖），西接奇村，南至东坡，七千余亩土地养育着两千五百多百姓生生不息。这里十年九旱，人称“干南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广种薄收，土里刨食，一个工分到年底分红只有一、二角钱，而临近的奇村、刘家庄村却一块多钱，因此有不少的南高的闺女都嫁到了这两个村。在如此落后的村子里接受再教育，有一部分知青产生了怕苦怕累甚至有了再换个地方的想法。 大队党支部不失时机，给知青们安排了一顿忆苦思甜饭。首先全场态度严肃、满怀悲情地唱了一段“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后，再请两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痛述革命家史，揭地主老财的恶，讲自己受穷的苦。然后品尝忆苦饭——糠窝窝，大家心一横，咬下第一口，就难以下咽，表情十分痛苦，但谁也不敢不吃。终于，大队干部宣布忆苦结束，下面思甜开始。思甜饭是猪肉烩粉条，外加白面馒头，这种上等饭平常在村里根本吃不到，只有到过大年和中秋节才象征性地吃两顿。看着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狼吞虎咽的样子，知青们这回才发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真可怜。 南高村南有一片坟地，俗称赵家坟，第八生产队安排几个知青到这里翻地。初春时节，乍暖还寒，一片荒芜。天寒地冻，知青们翻了几下，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埋怨生产队干部不该安排他们来这个鬼地方干活。这时，生产队队长宿三小把铁锹放下，向知青们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原来赵家坟是南高村有钱人家的坟地，既豪华又气派，还有看坟的长工巡夜。忻口战役打响后，我第六区区公所民兵偷偷袭了忻口的日军，并夺取了部分军用品。1938年2月12日，日本鬼子出于报复，突袭南高村，在赵家坟大开杀戒，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63人，打伤50多人，纵火烧毁民房千余间。一时间，火光冲天，横尸遍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高惨案”。敌人的屠刀泯灭不了南高人民誓死抗日的决心，西忻县掀起了组建抗日义勇军的热潮，南高村一百多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开赴前线，保家卫国。宿三小扯开嗓子唱道：义勇军呀真英雄呀，浴血抗战杀敌人呀，卫国家呀保家乡呀，不败日寇誓不休呀……歌声唱罢，人群中发出一阵嘤嘤的哭泣声，原来是刚才那位说风凉话的知青。打这以后，许多知青觉得能在洒满前辈鲜血的土地上劳作并接受再教育，确实是一件幸事。 南高村的建筑以西头为最，而西头的建筑又以寺前头大巷子里的十九间楼院最佳。这是大财主赵超声的府第，整个庭院古色古香，典雅大方，分内外两院，内院有十九间楼，外院有十八间厅。解放后，大队将十九间楼院收为公有，改建了阶级斗争展览室和磨面加工处。那时候，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上边一有风吹草动，大队就召开批斗会，十九间楼院也成了首选的主会场，戴着纸扎高帽子的地富反坏右一字形排开。上台最踊跃最会说的是北京知青，记得一位知青振振有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九间楼院就是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大众活生生的见证，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们的孝子贤孙现在跳出来，妄想搞复辟，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绝对办不到。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台上慷慨激昂，台下掌声雷动。其实，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赵超声是闻名晋北的大财主不假，“忻州大财东，不如丰镇麻全忠，麻全忠不如南高的赵绍升，”但人家是父辈经过走口外打拼，勤俭持家，集聚钱财，才修盖起了十九间楼院的。 二 许多城市人鄙视农村，看不起农民，嫌农村苦，嫌劳动脏，这种旧观念在一部分知青思想上反映了出来。 1969年开春，点种山药蛋，老农们毕竟是行家里手，左手提着粪筐，右手一把一把地往山药籽上扔粪，既准又快，有时累了才用手擦一把汗。而知青则是用铁锹往垅里铲，觉得用手抓太臭太脏，回去还得用胰子洗好几回。短短几个月的劳动实践，大多数知青经受住了考验，也有一小部分知青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起繁华的首都，舒适的家庭，快乐的校园，后悔不该头脑发热到农村来插队，有几个女孩还悄悄地流下了娇嫩的眼泪。 大队党支部一班人都是过来人，自然明白这些细皮嫩肉的“京娃娃”的思想动态，组织召开座谈会，讲村史，讲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是亿万工农通过艰苦的劳动创造的，并一同描绘南高村未来的建设规划。知青们激动地表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要靠我们艰苦的劳动辛勤的付出来换取。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去掉娇骄二字，为消灭“三大差别”，尽快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把终身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从此以后，知青这个大集体里的许多人都变了，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长期打算，都自觉拣最重最苦最脏的活儿干，毫无一点怨言。张克远、魏秀珍、李明禄等知青，在下地和收工回来的路上，看见粪就拾，没有工具就用手拣，有时候碰上牲口刚拉下来还冒着臭气的便粪，也要拣起来。有人问他们脏不脏时，他们说：“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手上虽然沾上了大粪，但思想上却洗掉了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 随着集体经济的逐步好转，大队党支部在村供销社北侧建起了知青大院，盖起了两排新瓦房，有了灶，派了炊事员，栽上了白杨树，院里种上了各种绿色蔬菜，知青大院有了无限生机。大队在知青大院西南角办起了养猪场，李学平、魏秀珍两位女知青冲破了陈规旧习，主动请缨，担任了“猪倌”。在养猪过程中，她们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很快摸清了猪的生长习性规律，熟练地掌握了给猪配种技术。有时为了给弱猪、小猪吃偏食，就自己买上乳粉和白糖，调上稀糊糊精心喂养，使每一头猪长得膘肥体壮。随着猪的数量越来越多，饲料不足成了一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她俩干脆把铺盖搬到猪场，一连三天三夜顾不上休息，用土办法、土设备，试制成功了“灰曲”、“烤曲”、“中曲”等多种发酵饲料。有一次，一窝刚生下的小猪数量超过了母猪的奶头数，有一头小猪生下来后，又瘦又小，不吃不动，她俩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把小猪抱到热炕上去暖，李学平又跑到供销社去买婴儿奶粉。小猪呼吸越来越困难，李学平突然想到了人工呼吸，便不顾一切把小猪轻轻地抱在怀里，做起了人工呼吸，终于救活了小猪。后来，猪场发展到两个，她俩因工作需要离开了猪场，接替她俩的换成了两名积极要求喂猪的女社员。 后来，大队成立了科研队、林业队。在林业队的知青为把荒山变成花果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在碎石山上挖坑垫地，挑水担粪，爬山越沟，终于把长15里的麻地沟、南窑沟、背掌沟栽上了果树，在光秃秃的凤凰山上栽上了木材树，打破了“凤凰山上不长树”的旧习惯。他们还建起了苗圃百余亩，造林千余亩。知青们对酸枣接大枣进行了革新，把根部枝接变成根部芽接，使工效提高了三倍，成活率提高了一倍多，芽接的几千株枣树，丰硕的果实笑傲枝头。 在科研队的肖良训曾因初来时分辨不清麦苗和韭菜而闹过笑话，人称“书呆子”。几年下来，他不仅学会了多种农活，还掌握了全套制种技术。他先后配制了反修10号、晋杂5号、新杂7号、白单1、2号，忻黄单40号等优良品种，使全大队实现了优种化，粮食产量由亩产量百余斤增加到三百多斤，水浇地已超过“纲要”，制种田跨过了“黄河”。1971年，他受公社革委会的委托，到河南省帮助推广制种技术，他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根据当地的气候、土壤、肥料、耕作等条件，制定了新的制种计划，经过七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配置成了杂交高粱，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农业制种技术人才。肖良训肯学习，善钻研，被大队党支部选为村科研队的副队长。 三 付出总有回报。1974年5月，南高大队北京知青集体出席了忻县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肖良训在会上作了《广阔天地献青春》的典型发言，轰动一时。 实践出真知，时代造英雄。几年中，南高知青有一人加入了党组织，五人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有13人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留下来的难免产生了动摇思想，认为在农村干了几年了，早该回城分配工作了。无独有偶，知青李燕贵矢志改变了南高村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和社员一道顶严寒，冒风雪，从早到晚奋战在农田基地建设工地上，主动协助大队干部搞测量计算，群众称他是俺们的“土”技术员。 1972年忻县大旱，南高村土地皲裂了，禾苗干枯了，仿佛用一根火柴就能把空气点燃。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知青们和南高人民以改天换地、人定胜天的气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在村西南打深层井过程中竟打出了热水，知青们见多识广，主动带上水到地区和省里化验，经专家鉴定是47.6℃的温泉水。知青们和村里人一起盖起了简易澡堂，供人们洗浴。那些留下来的知青享受到了其它村知青享受不到的福利，干完农活，跳进池子里洗个温泉澡，既体面卫生又惬意舒服，让别的村的知青们羡慕不已。 南高村还是闻名三晋的“摔跤之乡”，全村老少喜欢摔跤，有运动健将6名，夺得全国冠军20余个，有60多人被省、市专业队录用。知青们起初只是站在旁边观看，拗不过喝跤人再三催促动员，有胆大者走上场，只两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渐渐地知青们向高手请教，学会了南高摔跤中的抱腿绝招，在各村知青开会或联欢后派上了用场，一路过关斩将，获得白毛巾、茶缸之类的奖励。田间地头、街边禾场，吃饭前开会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番激烈的角逐，男知青从配角成了主角，围观者众少不了姑娘们羞涩而深情的眼神。 知青张维明个头不高，但踏实肯干，回城潮中，他选择留了下来，并和村东一姓陈家老乡的大女儿大萍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后来他和妻子被安排到忻县地区酒厂工作，在销售科从事保管一职，非常负责，十分敬业，如今已退休在家，在忻州深深地扎下了根，真正地安了家落了户。年岁较小的江沛在忻州火车站上了班，在南来北往的铿锵声中，她回忆着当初列车在古老的蒸汽机的牵引下缓缓驶出北京车站的情景…… 峥嵘岁月里，这22名知青与南高村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粗放的耕作技术、高强度的劳作时间、玉米高粱面的滋养、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的多重考验下，他们没有退却，迎难而进，而且不断成熟，经受了人生一次最重要最漫长最艰难的洗礼。他们中有不少人回城上了大学，但在南高村这几年的大学“预科”，经风雨，见世面，使他们成为“我们村最有作为的年轻人”。 如今，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步伐的加快，南高村已被列入忻州市未来城市规划圈，并成功入选全国卫生城镇，顿奇公路，大西高铁傍境而过，南高温泉已成为新的旅游集散地，南高摔跤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口亦发展到三千多人，南高村被誉为走向都市的村庄。当年的知青大院已改建成敬老养老中心，当年知青的结拜、识弟妹都已为人祖辈，当年知青栽下的树木枝繁叶茂长大成材。但有一点没变，当年知青战斗过的一些地方称谓还在沿袭，大井上、南坪梁、靶场、桃园、赵家坟、赛江湖、老窝、澡堂子等等还在，它们像一位位饱经风霜老人，倔强地伫立在原地，等待着北京知青再回第二故乡走走看看。 北京知青在南高村的经历和岁月，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原作者简介：栗旭晨，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南高村人，现任忻州电视台专题部主任，著作颇丰。）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