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时刻，不用对话，蔡琼卉就能察觉手边这架钢琴和主人的故事。购入仅三年的新琴，连接弱音踏板的零件便打穿了那层厚厚的羊毛毡如果对方不是频繁授课的音乐老师，则通常是一名勤奋刻苦的练习者。比起其他同行，27岁的蔡琼卉缺少一项基础工具眼睛。她是一位盲女。
幼年时，因意外丧失视力，她现在只能依靠耳朵和手部的精准配合，来完成钢琴调音的工作。那些初次碰面的客户，大多会经历两次感叹。先是开门时，讶异眼前这位年轻盲女的职业选择，调琴结束后，又转向对她专业能力的称赞。
对视力健全的人来说，生活中所见的盲者，从事推拿按摩居多。蔡琼卉却不甘于困在相对安全的家中，或是呆在更符合大众预想的那间小小推拿室。
失明后的二十年成长中，女孩学琵琶演奏、上大学、后来成为浙江省唯一的盲人钢琴高级调律师。她主动选择了周边人眼中更狭窄的一条未知路，但却成为多年后，她抵御黑暗、与曾经的苦痛平静相处的最好方式。
没想到盲人也能调琴
渐变或深黑的镜片后，是女孩的双眼。上下眼皮呈闭合的缝隙状，眼眶有些凹陷，透过薄薄的眼皮能感受到眼球转动的状态。
对蔡琼卉来说，戴眼镜不只是美化的作用。无论是立式钢琴还是三角钢琴，复杂的内部构造时常会累积灰尘对普通人来说，这点灰尘或许没什么，但对蔡琼卉工作时的眼睛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过去两年，她为超过500台钢琴进行调音和修理，和那些隐藏在琴身内部形形色色的故障交手。榔头不平整、螺丝松了都算小问题，还有琴弦断掉好几根的，一组88个零件全部蛀掉的，也有买来十几年一次都没有调过的琴。
工作时，女孩通常会将及腰的黑长发扎成一束马尾，坐上琴凳一边弹一边调。时间最长的一次，她连续调了五小时。那是一台拥有12000个零部件的三角钢琴，一遍调完琴音稳不住，蔡琼卉只能再来一次。
通常，蔡琼卉会携带一个20几斤的黑包，里面都是最常用的调音工具和常备材料：扳手、琴键钳、木砂板、音叉、止音夹，零零总总六、七十种。
每一位经验丰富的调律师，都会找到自己和乐器之王独特的对话方式。毕竟要从88个琴键、约230根琴弦和8800个零部件中，匹配问题源头并成功解决，难度不亚于解锁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比她大五岁的姐姐蔡艳春不懂音乐，她听不出琴弦拧动10度或20度的区别在哪里，只知道妹妹常说，钢琴误差就算在0.1毫米，也会造成弹奏的不舒适。即便是一个简单的杂音，也需要分析判断出自哪里，反复测试，反复调整。
蔡琼卉的耳朵最懂得一台完美钢琴应该拥有的样子，声音听起来干净通透，完全没有杂音，手感也非常灵敏，心到手就能到。
除了知道蔡琼卉背景的熟客，也有一些琴行介绍的、没有被提前告知的客人。等到了对方家里，客人犹豫着不太敢让蔡琼卉进门调琴。母亲孙水娟曾陪着女儿一起到客人家里调琴，她好几次都向对方耐心解释。
对话场景都是相似的。我告诉他们，女儿是在北京上大学专业学调琴的，做得好再付钱，调到你满意为止，有时，还需要额外的言语保证和激将法，比如，如果对你的钢琴有任何损伤，都可以赔偿，先让她试一下。
好奇心和善意通常会打消一部分客人的疑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人真的会完全拒绝蔡琼卉。但进到房间后，也有客人会忍不住全程站到蔡琼卉身旁，观察女孩是如何在盲眼状态下调琴操作。
一位85岁老先生，家中有台二十多年历史的珠江钢琴。老人年轻时拉过小提琴，对音准要求高，之前请的好几位本地调律师都不满意，他甚至专门请过上海的调律师到家中。蔡琼卉调完琴后，老人坚持要给女孩加钱，并在结束后将她送到小区外。
在浙江，蔡琼卉是唯一一位盲人高级调律师。客源逐渐累积，她有时忙到一天需要跑三户人家调琴。随之而来的肯定和赞誉里，她时常会收到对方这样的反应，没想到盲人也能调得这么好。
对视障人士来说，失去了光明，但另一方面 ，听觉、嗅觉和手感的灵感度也在增加。
除了盲文，蔡琼卉能仅凭双手摸出一些有纹路感的普通文字，比如银行卡上凸出的那排数字;修理钢琴时，正常调音师用视力都难以触达的细小缝隙，蔡琼卉能通过摸索定位和方向排查，从速度上更快找到;比起先天失明者，她在颜色搭配上也更具优势。
还有一些特殊时刻，看不见或许并非坏事。有一次，爷爷受伤住院，血淋淋的伤口包扎好，蔡琼卉听见家人在感慨这些令人心悸的场面，那个瞬间，女孩心里舒了一口气，哎，看不见也挺好。
童年意外
在全家的相簿中，只能找到一张小琼卉出事前的照片。这是一张拍摄于小学时期竖版的红底登记照，粉色带花纹的薄杉外，套着一件蓝白色的翻领校服。女孩理着短短的学生头，头发长度不过耳，分开的前刘海散落着两株发丝。脸颊有着幼童常见的嘟嘟感，眼睛目视正前方，嘴角上扬。
那场毫无征兆的意外来得太突然。2000年10月的一个下午，8岁的蔡琼卉在富阳读二年级，赶上学校里开秋季运动会，低年级的学生被准许放假回家，几个得闲的孩子们相约去同村的小伙伴家里玩。对方家中正在造房子，工作中的泥瓦匠随手扔出的一把石灰恰巧落在抬头的女孩眼中。
父母当时都在村外上班，当他们得知女儿出事并匆忙赶到时，村里的叔伯已经带着孩子从村卫生所、乡医院一层层转送到富阳的人民医院。那时，从村里进城路程不便，一辆三轮摩托便是大家能找到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母亲孙水娟记得，富阳的医生判断蔡琼卉眼部伤势严重，建议家人直接将其送到杭州的医院救治。一家人在慌乱的局面中，又匆匆打车前往一小时车程外的杭州市区。抵达杭州的医院时，已经是晚上七点，距离事发已过去三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人对琼卉的眼睛做清洁处理。
时隔19年，蔡琼卉对事发的细节记忆都是模糊的，只记得受伤后眼睛疼得厉害，当时做了全麻手术，醒来已经是深夜，睁开眼睛一片黑，第二天早上再次醒过来，还是一片黑。
躺在病床上，她听见身边的亲人都在哭，但不懂这意味着什么。在杭州经历几次手术后，医生向蔡家人坦言，孩子眼睛灼伤太厉害，实在没办法了。
家人不愿放弃，又将孩子转送到上海的眼科医院。农村家庭负担不起持续的治疗费用，当地的媒体还曾刊发报道倡议捐款，一周之内，热心的陌生人为蔡琼卉凑齐了10万余元治疗款。
但蔡琼卉的双眼已经被严重灼伤，角膜全脱，医疗手段的全面介入也难以挽回。之后的数年里，全家人一直折返在手术室、病房和浙江老家，光是全麻手术，蔡琼卉就做了十余次。确诊失明后，医生也只能尽力安慰孙水娟，小姑娘运气不好。
出事那年的春节，蔡琼卉和父母是在上海的医院度过的，留下13岁的姐姐独自在家上学、做饭、照料家禽。那个年代，手机还未普及，姐妹俩靠打固定电话问候彼此。
原本父母以为小女儿尚未知事的年纪，就算碰到不幸也是在懵懂中度过。但那通电话里，蔡琼卉表现出意料之外的懂事。
她一边哭一边朝着那头的蔡艳春说道，姐姐，我这辈子没用了，你要好好读书，以后家里要靠你了。在经历20多次大大小小的眼部手术后，她更加珍视左眼仅剩的一点微弱光感。
有人从身边走过，她能感受到一个模糊的影子，如果在靠近脸部的区域晃动手掌，她也能捕捉到一些动态。对比起完全坠入黑暗的那段时光，至少现在能勉强区分白天和黑夜。
在黑暗中行走
事故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女孩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控的抑郁中。和过去自由的生活相比，她被丢失的视力搞得全面受限：长时间不能独自出门，在家里每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连吃饭、穿衣、上厕所的基本需求也得别人帮忙才能完成。
因长期用药和激素作用，蔡琼卉从30多斤迅速增重到80斤，即便看不见镜子里的自己，但姐姐从言语间感受到妹妹的情绪起伏，那时候她会说，我眼睛看不见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更多因失明带来的生活阻碍，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才知晓。农村家庭还没有安装自来水的年代，洗衣服都堆在盆子里，小矮凳也是随意摆放，过去轻易就能绕开的生活用品，好几次绊倒了蔡琼卉;家里自建的房子分楼上楼下，母亲心疼女儿，试着背她下楼，结果没掌握好平衡，两个人一起从楼梯滚了下来，孙水娟因此在床上躺了一个月。
害怕女儿在不经意间与家人走丢，孙水娟便提前想好预案。一条小毛巾蘸湿水，握着女儿的手，在地上一笔一笔教她写蔡琼卉三个字。母亲内心深处的想法是，就算万一哪天女儿真的走失，也能在失明状态下写出自己的名字。那时，全家的氛围总被沮丧和沉默包围。
女儿出事后，孙水娟总是忍不住哭泣，有时自己一个人偷偷躲着抹眼泪，有时抱着女儿一起哭，丈夫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奔波赚钱，不到40岁的年纪头发也很快变白。
在黑暗中行走，除了不便，更多的时候伴随危险即便是蔡琼卉成年后，也并不能降低风险。有一回过斑马线，一辆速度很快的车快要撞上行走中的蔡琼卉，好在旁边的一个好心人迅速拉了她一把，避免了一场悲剧;早期蔡琼卉独立行走，家人不放心，总是会悄悄跟在她身后，不能隔太远也不能隔太近;后来有了叫车软件，家人便在手机上随时查询接送她的司机名字和行驶路线。
后来女儿在远离家乡的北京读书，孙水娟总是担心。有一次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蔡琼卉的眼睛受伤了，她匆匆赶到学校，见到了战战兢兢的肇事者女儿同宿舍的盲人室友，一位父母也都是盲人的年轻女孩。
她得知起因是一根没有妥善放好的裤夹，不小心戳到了女儿的眼睛。都是苦命人，孙水娟太能理解对方的不易了，她告诉学校不要对方赔偿，还宽慰那名被吓坏的女孩，不要放在心上，阿姨不会骂你的。
调琴的工作必须外出，这成为蔡琼卉面临最大的难题。对视障群体来说，搭乘地铁是最便捷的，工作人员可提供进出站接送服务。但调音师的工具包里时常会携带除锈润滑的喷雾液体，有易燃易爆标志，不允许带上地铁。
她还申请到一只名叫阿拉丁的拉布拉多导盲犬，扩大了自己的行走半径，生活也变得更有规律，遛狗、散步、锻炼身体。
但许多司机并不愿意乘客带着一条体型并不小的动物上车，即便知道这是工作犬。有小孩的家庭、对动物毛发过敏或是单纯害怕犬类的客户，也不能接受蔡琼卉带着阿拉丁一起工作。
还有一些订单，是在远离市区的乡下。填写的位置不准确、地图导航的偏差都会让蔡琼卉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精力。就算是和朋友在一起相对轻松的社交场合，也很难避开因失明带来的尴尬。
聚餐，如果是带转盘的大餐桌，蔡琼卉很少夹菜。她动作略慢，需要找准位置，夹掉了或是耽误到其他人的时间她都觉得不好意思;有时，会有好友主动邀约出去游玩，即便内心很想出去，但考虑到那些可能存在的不便，念头也就打消了。
即便如此，蔡琼卉还是决定锻炼自己独自出行的能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尝试，是在北京读大学时完成的。
大一下学期，她瞒着所有人，一个人从学校走到校外附近的一家水果店，拿着盲杖一点一点摸索，听到叫卖声的时候知道自己到了目的地。
短短400米路程的成功，极大鼓舞了蔡琼卉。信心就是这样一步步建立的，从最开始的忐忑不安，到最后发现，其实也蛮简单的!
一条狭窄的路
从小，父母在物质层面能提供的助力不多。但在富阳区鹿山街道江滨村的村民们眼里，蔡家两姐妹算是顶争气的。
孙水娟原本是流动水果摊的摊贩，女儿发生意外后她便不再工作，全身心照顾家里，好些年之后才在家附近的一家工厂重拾生计;丈夫原本是造纸厂的工人，女儿治病筹款的费用花光后，他又跑去做打桩机的施工员。
长大后，姐姐蔡艳春进入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妹妹在家里开了一间小小的盲人调律工作室，生活自给自足。
孙水娟倒是想得开，我们家另外的财富都没有，就是女儿们从小满墙的奖状。这些年来，周遭人对蔡家的同情逐渐转向羡慕。
有时，邻里夸她两个孩子教育得好，孙水娟摆摆手，诶，天外有天。除了谦虚，更多的是向外人难以言明的的心路历程。
蔡琼卉从小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从决定进盲校、学习琵琶演奏、选择考大学到成为调律师，她选择了一条和大部分盲人同学完全不同的路。
母亲能做的，只有陪伴。2003年，刚到浙江省盲人学校时，孙水娟跟着女儿住校一星期，母女俩一起学盲文，母亲学会后又转授女儿。
重返校园后的时光，让蔡琼卉的性格变得开朗了些，更重要的是，无意间促成了她和音乐的相遇。盲校的外聘老师张根华，无偿教授蔡琼卉琵琶演奏多年。张根华今年已经68岁，他印象中初见蔡琼卉时，女孩不太爱讲话，总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
最开始，蔡琼卉对音乐的节奏感比较差，老师也从未指望盲人学生能成名成家，只是想着能让孩子性格开朗一点，能有机会和社会多接触就好。
他甚至自己也闭着眼睛弹奏，体会在黑暗中与乐器融合的感觉，摸索经验教她，怎么比较方便掌握，老师最主要就是不让学生走弯路。
他记得这名学生为练琴付出的努力，老师弹奏的时候她会用录音设备录下来，自己回家跟着练习，最长的一次抱着琵琶弹了16个小时，手指长冻疮、划破出血、生茧也是常态。
渐渐地，张根华发现，蔡琼卉对音乐的把控力甚至比一些视力正常的学生还要好。学习琵琶三年后，小姑娘还受邀到杭州和宁波的剧院演奏，成名作是《彩云追月》和《阳春白雪》。
在一次比赛中，蔡琼卉夺冠，视力正常的两名学生拿了二、三名。对方家长私底下跑来探底，不可能吧?是不是盲人给予照顾?张根华向对方解释，不存在照顾，比赛又不止一首曲目，都是看功底实力。
高中分班时，大多数盲校同学都选择推拿班，高三就实习走上社会。蔡琼卉不甘心，她不愿自己以后的人生都困于推拿室中。2013年，她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钢琴调律。
这段不同于大多数盲校同学的成长经历，让蔡琼卉的盲校同学褚晓然印象深刻，从小学音乐，她的气质会特别好，读大学后听她讲话，感觉自己和她差太多了。
也学了推拿的褚晓然清楚，琼卉的路虽然比我们好，但是也远比我们艰辛得多。好友提到的艰辛，从蔡琼卉回富阳找工作时便开始了。
最开始，父母希望她能考入相对稳定的单位，但因女儿的身体状况作罢。数次碰壁后，她决定把自己的专业用起来，开一间盲人调律工作室。
比起早早进入推拿按摩行业，薪资收入都有保证的同学，刚开始蔡琼卉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完全保证。立式钢琴300元一次，三角钢琴500元一次，但找蔡琼卉调琴的人并不多。
直到去年开始，盲女调音师的口碑在杭州渐渐传开，客源才积少成多。在本地出名后，偶尔会有外人夹杂质疑和眼红的言语。
张根华曾在街上碰到一个同是教音乐的老师，对方带着些不友善的语气说，蔡琼卉现在出名发财咯!老先生一听气不过，他红着脸跟对方争辩，你这话什么意思，她哪里发财啦，不就是一个盲人找到了自己就业的活路!
无论是家人还是蔡琼卉自己，都没能预料到，当初那些并没有明确未来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没有8岁那年的一场意外，这个喜欢素雅长裙和垂感旗袍的女孩或许会是另一番人生。
小时候，蔡琼卉虽没说过自己长大后的宏达理想，但姐姐记得，妹妹最喜欢的玩具是一个洋娃娃，搭配上各式各样的小衣服，可能那时她内心想当一名服装设计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