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8.6万家资助型基金会中，几乎没有哪家像开放慈善一样如此另类，与主流基金会差异巨大。开放慈善的两位创办人是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和他的妻子凯莉图纳。2017年年底，莫斯科维茨的净资产约为143亿美元，而莫斯科维茨夫妇表示，他们打算在离世之前捐出所有。在美国慈善基金会的资产榜单上，开放慈善的排名已超过福特基金会，仅次于盖茨基金会、陈－扎克伯格计划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
脸书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和他的妻子凯莉图纳
莫斯科维茨夫妇的捐赠正在打造一个理性主义的宏伟实验：为几乎所有慈善事业的核心难题寻找答案。比如，我们究竟应该优先资助教育、科学还是艺术？应该先帮助附近社区的穷人还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穷人？治愈疾病和影响公共政策哪个更重要？
对此，开放慈善以有效利他主义为指导思想。有效利他主义是一种追求利用理性和证据，来确定做慈善最佳方式的哲学和行动。
开放慈善名副其实，比其他任何一家大型基金会都更加透明。开放慈善的员工会在博客上发表长文，分析解释机构的重大决策。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用外界的批评来检验他们的判断，二是希望可以影响其他慈善家。
开放慈善在项目领域的选择上也是开放的：它不囿于任何特定的慈善目标。开放慈善资助了一系列看似随意，且又互不相连的社会问题、非营利组织和项目，包括全球扶贫、刑事司法改革、科学研究、动物福利、人类灭绝风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太阳能地球工程研究、慈善事业的历史，以及改进人类决策等。事实上，它的选择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任何该组织判断可以帮助解决的、重要却被忽视的问题。
开放慈善的做法给包括慈善家在内的所有捐赠人提出了问题：你是否已经尽力而为了？你怎么知道自己做得如何？如何选择你支持的慈善事业？
上述问题的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开放慈善执行主任霍顿卡诺夫斯基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关于政府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的讨论，但是却鲜有关于基金会应该做什么的讨论。现在是慈善家们开始参与讨论的时候了。
指导思想：有效利他主义
有效利他主义是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家彼得辛格的思想启发而产生的。1972 年，辛格在他的一篇名为《饥荒、富裕和道德》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辛格写道：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且不会因此严重违背道德，那么我们应该在道义上出手阻止。2009年，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的托比奥德和威尔麦卡斯基尔开始试图将理性、以结果为上的利他主义思想融入主流，有效利他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型运动，并在不断壮大。迄今，全世界已经成立了超过300家倡导有效利他主义的分支机构，其中许多散布在大学校园里。开放慈善已经成为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最大资助者。
概括来说，图纳至少在以下7家慈善机构担任理事或主要捐赠者：
开放慈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提供资助建议，跟踪结果并公布研究成果。
开放慈善行动基金，一个支持无党派倾向倡导运动的小型 501(c)(4) 社会福利基金。
开放慈善基金，在硅谷社区基金会旗下设立的捐赠者指导基金。
善意投资基金会，一家进行资助和投资的私人基金会。
善意投资，一家支持型组织，也在硅谷社区基金会名下。
善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一家营利性影响力投资公司。
有效资助，一家传统的501(c)(3) 非营利组织。
开放慈善的联合创始人、主任兼理事会成员亚历山大伯杰说：开放慈善旗下的每一家机构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显然，税收考虑是选择设立实体种类的关键，捐赠者指导基金为在世的捐赠者提供了更优厚的利益。而设立开放慈善有限责任公司的初衷是它可能在今后为其他捐赠者提供建议。
如此复杂的组织结构使开放慈善并不能时刻做到名副其实的开放。虽然开放慈善声明除极少数情况，会在网上列出所有资助情况，但通过捐赠者指导基金给出的资助就不能追溯到原始捐赠者。它名下的各个机构披露了部分但并非全部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开放慈善与私人基金会不同，它并没有披露其年度运营成本和员工最高薪酬与福利的明细。因此，开放慈善在研究和分析上花了多少钱，是否会因为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而变得更有效，就不得而知了。
即便如此，开放慈善会通过机构的博客发布重大决策和资助成果报告，并公开验证自己的假设。卡诺夫斯基说：我们将透明度看作我们实验、创新和挑战现状的核心领域之一。
支持标准：重要性、被忽视和可操作性
那么，开放慈善如何决定支持哪些社会领域的课题呢？开放慈善决意找到包括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资助在内的、更广域的资助机会。图纳说：慈善界实现的突破性成功主要来自政策完善和支持突破性科学研究这两大块。我们想要深入了解这两大类信息。
他们列出了一个长长的社会问题清单，并对其进行了排名。三个排名标准分别是：
重要性：这个问题影响了多少人，影响有多深？
被忽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那些不太受关注，特别是那些被其他主要慈善家忽视的社会问题。 可操作性：资助方可以通过明确的方法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
卡诺夫斯基指出：政府和企业都没有动力去关注可能性很低，但一旦发生就会非常糟糕的最坏情况。许多大型基金会和开放慈善一样，在如何定义社会问题的解决之策上一言九鼎。但开放慈善承受的风险更高，因为它得找出那些被忽视的社会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它已经被默许为一个主导角色。因此，误判或权利滥用都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对项目官员提出的资助申请，开放慈善按照5：4：1的规则来做出决定：一半的项目资助必须说服理事会；近四成的资助经过图纳、卡诺夫斯基和伯杰的首肯即可（哪怕他们不完全认同，但能理解这些资助的意义）；剩下的一成，则是自由裁量的，即除非这几位负责人表示反对，否则基本上会得到快速批准。
开放慈善的受赠方之一，人道联盟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麦当劳外举行抗议活动，针对麦当劳鸡肉菜单广告打出了我不爱它的运动口号
关注主流之外的课题
基金会属于美国最无须被问责的强大机构之一。它们只要满足联邦税务局的报告要求，就没有义务解释它们在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缺乏问责可能会导致思维狭隘和无效的资助，但这也为那些敢于冒险、支持不受欢迎或被忽视的社会命题、解决需要几年或几十年才能解决的问题的慈善组织留下了空间。
开放慈善充分利用了这种自由，践行卡诺夫斯基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式的战略捐赠。卡诺夫斯基说，慈善事业最大的成功往往来自冒险以及不惧怕失败。他写道：当慈善家资助低概率、高收益项目时，他们做的正是基金会相对于其他机构来说最擅长的事。这一价值观贯穿了开放慈善的许多资助项目，包括它的科研资助项目。
萨默维尔和杨斯于2016年加入开放慈善，他们已经完成了近20笔资助，共计约5600万美元。其中，最大一笔高达1750万美元的资助给了进攻疟疾这家机构。进攻疟疾致力于开发和处置转基因蚊子，来遏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疟疾，它也受到了盖茨基金会的资助。
还有一些资助则用于支持突破性基础科学，其研究目的是提供对于全局的洞见，但并不关注具体的短期结果。所有这些都是被商业和政府所忽视的课题领域。
卡诺夫斯基说：我们对被忽视的社会领域的兴趣往往会带我们找到那些社会规范和传统的团体所反对的社会问题。主流之外就是开放慈善之所思，之所在。
开放慈善的资助数据
争议：优先关注当下还是人类的未来
参观开放慈善时你会发现，在那里工作的大多数人看起来都很相似。大部分员工都只有二三十岁，他们中只有一个人是非裔美国人，大多数人都曾就读于名牌大学。
开放慈善的许多人都信奉有效利他主义，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曾在有效慈善理事会任职的乔恩比哈尔表示：信奉有效利他主义的社群及其领导层以缺乏历练的青年精英为代表，在妇女、少数族裔、民主运动意识方面都有所欠缺，他们的问题不少。
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威廉山布拉表示，过分关注全球捐赠的宏大宇宙工程有可能会忽略解决小规模问题和建立共同体之类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虽然麻烦，但也重要。山布拉写道：尽管有笼统概括之嫌，但是我想说每一家基金会，甚至是那些最大型的基金会，都应该将至少10％的捐赠用于支持扎根于本地的慈善事业，即他们可以亲自走访并可以密切关注项目进展的慈善。他建议自己动手，亲力亲为。他认为大型基金的认知精英急需培养公民意识和同情心。
山布拉的这些评论得到了一些左翼人士的响应。开放慈善对人类遥远将来的投资特别让一些人反感。一位非营利组织的创始人说：我更关心眼下看着自己的孩子死于腹泻的母亲，而不是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类。团结组织的创始人利亚亨特－亨德里克斯也表示，有效利他主义低估了草根运动的力量。
如果开放慈善继续将更多资助用于寻求保护人类的后代，而不是解决人类今天正在遭受的痛苦的话，那么其资助领域的优先性问题就会被更多地质疑。卡诺夫斯基在2018年1月发布了一篇关于优先目标的长文，他写道，他和开放慈善的其他理事仍旧赞同将相当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资本用于支持简单清晰的慈善组织：有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意愿，通过认真、理性及合理优化的方式去帮助不幸的人。但他还说，开放慈善对有效资助指导的这类慈善项目的捐赠，可能不会超过其捐赠总额的10％。
未来捐赠的主要增长将流向致力于减少全球灾难性风险的项目，包括人工智能和流行病方面的工作。卡诺夫斯基写道：我们建议将 50％以上的全部可用资金用于直接提高有利于人类文明进程的长期结果。我认识到有一些被忽视却可操作的很重要的工作，能够改善人类子孙后代的生活。 他的观点反映了主流的有效利他主义者的世界观，即关注人类长期的未来发展，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任由今天活着的人遭受痛苦。 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开放慈善被冷酷无情的技术专家主宰的证据。然而，这一看法有失公允。他们都是既有良知又有头脑的人。更重要的是，开放慈善通过有效资助捐出的约2.25亿美元，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改善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的命运。
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开放慈善最与众不同之处。社会领域经常会有很多关于学习型组织、甘于冒险和拥抱失败的言论，但很少有基金会公开分享它们学到的东西、所承担的巨大风险，或坦陈它们的失败之举。开放慈善却践行了以上所有一切，甚至做得更多。它热爱理性和证据，承诺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并且愿意将其慈善事业中哪些行之有效、哪些无效及其原因进行公开。这在慈善行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值得其他慈善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