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不停地接受采访，重复讲述被性侵的经历，一方面，人们对我的偏见有增无减。
凌晨五点多，伊藤诗织在一阵剧痛中醒来，她被性侵了。酒店房间，灯光通明，架子上摆着笔记本电脑，显示屏朝向她。她心下一沉，被拍了。眼前的男人是山口敬之，日本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兼好友。此前他向伊藤诗织伸出工作的橄榄枝，约她在一家寿司店商议签证的事。席间，伊藤诗织忽感不适，进入洗手间后跌坐在马桶盖上，不省人事。从寿司店到酒店的记忆一片空白，伊藤诗织怀疑自己被下药。她一边哀求，一边全力抵抗逃回了家。向性暴力者援助中心求助，没有实质帮助。报警，警察生硬地回复，这种事太常见了。 调查两个月后，警方签发了对山口敬之的逮捕令，随后行动又突然被叫停，负责案件的人员全部被调离。
山口敬之 尽管酒店监控显示，她被山口敬之掐在怀里穿过大堂，出租车司机也证明她自寿司店上车后已意识模糊，检察厅判定没有证据证明她被侵害。警方强调，性侵通常发生在私密空间，没有第三方在场，取证和调查都会非常困难，这种情况被称为黑箱。 2017年5月，伊藤诗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公开长相和姓名的性侵受害者。刑事诉讼被驳回，伊藤诗织决定上诉到民事法庭。然而，山口敬之反诉伊藤诗织，称对方让他在一年内接不到工作，造成名誉和经济损失。这位曾叱咤日本媒体界的新闻人，要求伊藤诗织赔偿一亿三千万日元，在全国媒体上公开道歉。
今年7月8日，案件开庭，伊藤诗织被性侵后第一次见到山口敬之7月20日，伊藤诗织带着根据自身经历写作的《黑箱：日本之耻》来到北京与读者见面。见面会开始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后台见到了伊藤诗织。她剪了短发，卷成优雅的弧度，一身职业装扮，踏一双高跟凉鞋，脚指甲涂成红色。主持人提醒，该上场了。等我一下，我要做个瑜伽放松。伊藤诗织边说边从和风印花化妆包拿出粉底，从脸颊到上眼皮利落地扫过，这就是我的瑜伽。她笑，顺手拿起桌上的红牛喝了两大口前一晚几乎没睡。 在见面会上聊到社交媒体对她的负面言论时，她的声音变得苦涩，掩饰不住的疲倦，我们可以做个深呼吸吗？我感到太沉重了，一起做吧，呼气，吸气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口而缓慢地呼吸。站到公众面前，反复谈论受到的侵害，大概就像把脸伸进蜂巢一般。 伊藤诗织和中国新闻周刊聊了聊性侵后她的生活，有家人的不理解、看客的匿名威胁、再次见到加害者的挣扎，还有不能停下的自我救赎。
至少他们的女儿还活着 2016年7月，日本检察厅判定没有明显证据证明我被性侵。我决定上诉，并在提交复议申请那天开一场发布会。父母最先反对，父亲说，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这样活着，大概伤害最少。我去见山口敬之之前，和母亲说过他，事情发生后她特别自责，后悔没有提醒我小心。她知道我从小很倔，争论到最后轻轻笑了一下，诗织已经决定了，对吧？只是来告诉我们一声。她默许了其实，我也害怕，怕案件被公众当作绯闻八卦看待，怕因为政治理由遭到攻击，牵连身边人。 为了保护家庭，在发布会上我隐去了姓氏，就有假新闻说我是韩日混血、有政治背景。很快，我的个人信息被晒出来，伴随着人身威胁。有网友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理由是我在发布会上看上去并不难过。我亲近的朋友甚至也开始劝我展示脆弱，穿白衬衫或是夹克，扣子要扣到脖子最上面一颗。我没有接受这些建议，在家我会偷偷哭，从警局出来我会哭，但是我不想在公众面前哭。 日本的校园文化里，行为稍微有一点出格都会被视为异类，和大家保持一致才是上策。高中时为了赚学费，我曾在课余参加杂志拍摄，被同学发现后，流言四起。一开始，只是恶作剧，后来逐渐演变成校园霸凌。15岁那年，我决定去美国念书，就是想逃离日本社会中对女孩惯性的期待。发布会结束后，我没法下床活动，也感受不到饥饿，甚至连咀嚼的力气都没有，一度想寻死。还好我的朋友都非常支持我，把我接到家里住，确保我正常饮食、睡眠和运动，我慢慢活过来，开始跑步，练泰式拳击，启动战斗模式。我开始着手把经历写下来，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黑箱：日本之耻》这本书。 这一次，家人的反对更激烈。我的妹妹问，为什么做这件事的人非得是你？可是总得有人做。我回答。那时她正在上大学，她担心如果有人知道她是我妹妹，学业和工作会受到影响。僵局维持了三个月，在发布这本书前两天，我写了一封信寄给他们。我告诉他们，我几乎是用生命的代价写成的这本书，我的父母觉得好吧，至少他们的女儿还活着。至于妹妹，她不希望被人看到和我在一起，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联系。如今她毕业顺利找到工作，人也放松了很多。我一度对她的顾虑感到难过和不可置信，好在现在都过去了。前一阵子，我请她去英国度假，度过了久违的姐妹时光。
当然，很多次 出书后，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几乎再次击垮我。那位女士说即使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属实，也不该公开讨论。她认为我被性侵是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谁让我和山口敬之去喝酒了？那段时间，我对匿名威胁已经免疫，但是这封信，让我感到非常受伤。和男性单独喝酒，也不意味着就是对性行为默许的意思啊，更令人难过的是，这位女士措辞非常有教养，应该是接受过很高程度的教育。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她会这么想，于是回信问她是否可以聊一聊，但是她没有回我。于是我试着去理解，也许是她生活在日本社会中，不得不接受性骚扰的存在，才这样看待问题。参与BBC拍摄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时，我们采访了一位当局的政府女官员，采访中她觉得这件事中，山口敬之才是受到更大伤害的一方。 但是当我们问她是否也遭遇过性骚扰，她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当然，很多次。她说遇到性骚扰很正常，一个成年女性注定会经历这些。女性对性骚扰的态度这么理所当然，太可悲了。性骚扰的本质和滥用权力有关，在权力结构可能错位的地方，都存在黑箱。有些男士写信告诉我在职场遭受霸凌的经历，诉说对腐败行为的恐惧，其实这些都是不同行业的黑箱。 生活在暗处的攻击者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回的读者见面会，看到这么多人前来分享，我吓了一跳，这么多人读过我的书？在日本，来分享会的读者平均年龄比较大，在中国则是年轻人居多，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男士。我坐在嘉宾席上，去看台下每一个读者的脸，想象他们的职业，观察他们的情绪，有时候，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就互相微笑致意。但其实，每次出席活动前，律师都很担心我会受到袭击。自从公开长相和姓名，我收到了无数威胁，住所楼下经常停着不知由来的汽车。他们在威胁我的时候，还会把我家人朋友的照片甩给我，以示震慑。 他们一度得逞了。我成了一个不得不躲起来的人，不敢乘坐公共交通，不敢和朋友出现在公共场合，出门带着太阳镜，生怕被人认出来。我一边不停地接受采访，重复讲述被性侵的经历，一方面，人们对我的偏见有增无减。有一瞬间，我停下来问自己，我到底活得好吗？我觉得，去他的，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如果有人想袭击我，就袭击我吧，我不要再躲起来。那感觉太好了，我又终于成为我自己了。我和朋友出门玩，去以前最喜欢的咖啡店，去喝酒。说实话，刚摘掉墨镜时，我有点害怕，后来路人在认出我后，给我的全都是鼓励和赞赏，那些攻击我的人大概只存在网络的暗处。
今年4月，山口敬之起反诉，要求我赔偿一亿三千万日元，并在全国媒体上公开道歉。7月8日，我参加了庭审，那是被性侵后第一次见到他。说实话，这次见面对我来说很难，我非常担心见到他以后，恐慌症会发作。开庭前，我在英国工作，律师让我提前一个月回日本准备材料。我告诉他我做不到，只提前一个星期回国，后来因为压力太大了，这一周期间还有两天在医院待着。但是还好，庭审那天我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挺过来了。接下来，双方要基于庭审递交最后的材料，律师还要再做一个最终的陈词，可能今年底会有判决结果。但是我估计双方对结果都不会满意，我已经准备好起诉到更高的裁判所（裁判所即法院，编者注）。所以，这件事可能还要三五年才有了结。
直到死去可能才会消失 据我了解，性侵是世界上被报道最少的犯罪事件。日本媒体对性侵事件讳莫如深，在报道中通常用暴力字眼代替性侵，如果受害者是男性，媒体会将此称为小小的恶作剧。事情发生后，我主动寻求日本媒体报道，但是只有一家媒体发表了相关消息，直到《纽约时报》跟进报道后才有更多媒体参与讨论。我知道就算在司法（系统）非常完善的国家，性侵受害者获得公正也是难事，但在被性侵之后寻求公正的过程，也是让受害者重获尊严的过程。 日本检察机构判决性侵行为成立时，有一个重要依据是受害者的拒绝之意有没有明确传给嫌疑人。但是据卡罗林斯卡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南部综合医院的性侵犯救助中心调查数据显示，70%的强奸受害者在遭受性侵时，身体会无法动弹，无法表示拒绝，就像动物在遇到致命危险时呈现假死的状态。
对于性侵伤害，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法。如果你被性侵了，我会先想办法让你活下来，我会告诉你，我在你身边，我信任你，这绝对不是你的错。如果你想去警察局，我陪你去，如果你不想报警，我们可以先去医院采集证据再做决定。如果你怀疑被人下药，最好立即采好血液、尿液、毛发样本到医疗机构进行检测。我不希望日常生活被这件事占据，尽量不读与这件事有关的新闻，但我相信新闻和故事的力量，在需要的时候我会站出来充分表达，就像此刻坐在你面前，能说的我尽量说。 去年我在韩国做采访，对方是一位曾受到性侵犯的老太太，已经九十多岁高龄。我问她，被性侵的伤痛会停止吗？老太太说，直到死去可能才会消失。那起性侵发生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带着伤痛生活了几十年。我们没有办法停止生活，只能带着伤痛前行。我希望成为一位坚强的幸存者，而不是一位可怜的受害者。 我和朋友开了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公司，主要关注女性权利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参加这次分享会前，我和团队在埃塞俄比亚拍摄关于非洲女性割礼的故事。我经历的事情让我更能理解那些在性别困境中的人，黑暗中的声音，很微弱，但是我能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