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松堂医院，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不同于其他以治愈为目标的医疗机构，住进这里的病人，大多接受了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结局。更重要的目标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让他们平静、安详、体面地离开人世。
老人们蹒跚、遗忘，逐渐被衰老剥夺生命的活力，但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满是皱纹的笑脸，他们跟着音乐拍手，也常常伴着歌声睡着。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们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
开会
松堂关怀医院的大厅里，挂着一盏巨大的金色水晶灯。早上8点，一位穿白大褂、打红色领带的矮个男人在灯光下举着麦克风，又唱又跳。《姑娘我爱你》、《天路》、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他叫欧阳，56岁，是这家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工。大学生、中学生志愿者们站在一旁，等待演唱《情深深雨濛濛》。工作人员叮嘱志愿者，要多给老人唱情歌，让他们重温谈情说爱的感觉。
观众是二十几位住院的老人，每天上午8点、下午2点，他们都会集中在这里，观看表演、与志愿者聊天。老人称之为开会。开会是松堂医院专门设立的关怀项目，欧阳负责主持，也唱歌。组织老人们开会之外，他的主要工作是照顾4位老人的生活起居。
老人坐在轮椅或椅子里，按精神状态列成几排第一排能听护工指挥，不时鼓掌；第二排的老人对表演没什么反应，有的一直自言自语；第三排的老人大都耷拉着脑袋，有人看似已经睡着了。
护工欧阳一边唱歌，一边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有些老人迷迷糊糊没反应，他也笑着从轮椅上拽起他们的手，随着节奏握两下。欧阳有四个播放器，都是大红色，和他的领带一样。他为着放伴奏自费买的，一个放没电了用另一个。
86岁的刘国英是最配合的观众。开会时，护工告诉她看表演要拍手，她便一直笑呵呵地拍个不停。在松堂医院，她是最有活力的老人之一。她身体好，爱干活，每天帮护工给其他老人喂饭。有一次志愿者表演古筝，刚弹了一个低音，刘国英立刻使劲拍起掌，吓得表演者乱了节奏。
老人们也要做保健操，几个身体好的老人跟着欧阳活动。刘国英腿脚好，能站在场地中央踏步、弯腰。93岁的谭桂清看她做操卖力，不服气。谭桂清觉得这是一场比赛，要求儿子给她买一条红围脖，戴着做操更精神。
做完操，欧阳给刘国英按摩头部。她满脸沟壑，掉了一半牙齿。欧阳边按摩边介绍，这是防止衰老，改善皱纹。
护工们都喜欢刘国英，叫她老刘。一位王姓护工尤其和刘国英亲近，总去她的病房串门，还没进门，就喊，老刘！然后坐到床上，身子向老刘怀里一歪，说，抓下头！老刘也不说话，笑着给他抓。王护工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抓起来唰唰唰地响。他闭着眼笑。他今年65岁，刘国英86岁，和他的母亲差不多大。母亲在老家，王护工三年没回去了。
旁边一位护工与刘国英开玩笑，老刘你得跟他要钱，现在哪有免费干活的？老刘还是笑着不说话。
王护工说，我们老刘明白的时候最好了，就是说了的话，一会儿就忘。老刘说，人老了，记忆力不好。她看见护工在给别的老人喂饭，又笑着说，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啦。
止痛
开会的时候，刘国英其实听不懂欧阳和志愿者们在唱什么，表演后志愿者来陪老人聊天，志愿者也听不懂她说什么。她的口音重，往往是自顾自地说，那些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接不上话，只能不停笑。
虽然交流不畅，但她总还是盼着下楼开会。因为开会的时候这个说话，那个说话，难受就撂下了。
这是医院为老人提供的精神上的止痛药。不同于其他医院以治愈疾病、挽救生命为目标，松堂医院的宗旨是缓解衰老和疾病给老人带来的心理、生理痛苦。
王凤龙身患骨髓瘤晚期，疼痛蔓延到全身，手臂、肋骨、双腿、到处都痛。她最初每天吃四片止痛药，后来自己加到六片。痛到受不了时，她让医生给自己打杜冷丁。普通医院里通常不会大剂量使用这类药物，只能止痛，无助于改善病情。但在松堂关怀医院，减轻老人们临终时的肢体痛苦是更重要的。曾有一位老人因为神经损伤持续疼痛，一年打超过1800支杜冷丁。
医院里现在住着200多个病人，不只是临终病人，还有家属无暇照顾的老人、精神病人、残疾人。护工说，他们什么病人都收，大厅墙上的介绍则总结为：集医院、福利院、敬老院职能为一体。
医院对晚期病人和临终老人采取姑息治疗，病房里很少看到输液吊瓶，更没有呼吸机。除了重症病人需要插鼻饲管、尿管、戴氧气管，大部分老人身上没有管子。
1987年成立以来，松堂关怀医院累计送走了三万多位老人。一间时刻都有人可能死亡的医院，常常遇到排斥医院一共经历了7次搬家，其中4次是因为附近居民抵制。2003年迁到北京东五环外，远离居民区，才算稳定下来。过去搬家时，曾有上百位附近居民堵在医院门口，不让老人入住，说这是死人医院，是八宝山的前一站。老人们在街头滞留了四个小时，直到半夜才住进新病房。
子女把老人送来临终关怀医院时，往往已经接受了死亡即将来临这一结果，只求让老人走得平静、安详、快乐。刘莉的母亲至今住院三年多，整日昏迷，刘莉在她耳边大声说妈，吃饭了！老人微微睁开眼睛，刘莉不知道她是否真能听见。她还是每天都来探望，为母亲擦身、按摩，对着母亲的耳边，轻轻呼唤她的名字。
吃饭
在松堂医院，对于进食的积极程度，成为了判断求生欲高低的重要指标。有位四十多岁的年轻病人，从不和人说话，护工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她总是在吃。在护工看来，能吃意味着有活力，是病人最大的优点。
每天饭点，铁皮餐车送来煮得软烂的西红柿、茄子、鸡蛋、蔬菜、面条。搅碎、倒进碗里、晾到温热，护工最多同时照顾10个老人，喂一顿饭花费一个多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护工总是多线作业，在这位老人缓慢吞咽的时候，转身喂下一位，再给这位擦擦嘴。
不同身体和意识状态的老人有不同的喂法。会张嘴吃的，用勺子喂；不会张嘴的，饭糊加水，用粗注射器打进嘴里；完全没有意识的只能再多加水，打成液体，注进鼻饲管里。
谭桂清的牙早就掉光了，还坚持自己吃饭，一顿能吃五六个小包子，或一整碗面条。她对只能吃饭糊的老人充满同情，它一打碎了你得搁水，一搁水多好的菜也不好吃了。她想念妈妈做的四喜丸子和家附近的豆腐脑，现在她最爱吃儿子做的鱼，每周六儿子用密封盒送来放在冰箱里，护工每天给她的碗里放一两块。
王凤龙最爱吃志愿者送来的炒咸菜，用馒头夹着，三四天就能吃完一罐。志愿者有时工作忙没能过来，她便埋怨说，这小鬼，我等着你咸菜，你还不来啦。
王凤龙被当做医院的抗癌模范，向视察的领导介绍经验我就是不吃好的，我就饿着癌细胞，它吃不了好的，它就不发展了，我也就死不了。吃好的，它长了，我也就死了。
后来她听人劝说：营养好了才能抵抗力强，才能抗癌。她决定不再跟癌细胞赌气了，躺在床上叫外卖，吃饺子、肉饼。腊月初八，她还喝了一碗腊八粥。
1月17日，腊月十二，住院一年半的王凤龙去世了。去世前一天她突然想吃梨，别的都吃不下。她吃了一个梨，第二天又吃了一个。那几天她一直咳嗽，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依然相信吃的功效，相信梨能治愈自己。
空床铺
2018年底，不到一周的功夫，病房里又多了两张空床铺。两张床挨着，右边曾躺着一位北大毕业的老人，左边躺着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两人只并排躺了两天，左边的老人去世了，床铺空了出来。等护工更换完床铺，又有新的老人躺了上去。又过了几天，两张床铺都空了。
农历新年将近，每天都有三四位老人去世，有时会有七八人。老人来了，没两天又走了，护工们有时感到恍惚，记不清一张空病床在过去几天里究竟一直是空的，还是有人睡过。
空床铺上的被子整齐叠放在床头，套着花纹被套，白床单上铺了崭新的尿垫。死亡的痕迹随着床铺的更换被抹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下了生命最后时刻的印记一张病床边的冰箱侧面原本贴着一张老人年轻时的黑白照片，老人去世后，家属把照片取走，剩下了两块双面胶的贴痕。
有时医院床位满了，前台接待员会告诉家属，再等等，明天可能就有了。接待员总能看到盖着白布的老人遗体从东边的电梯被推出来，穿过大厅，送去火化。第二天，又会有新的老人走进大门，穿过大厅往东，坐同一台电梯去往病房。一位新来的家属指着空床铺问，出院了？住院长久的老人回答她：没了。
死亡每天都在松堂关怀医院发生，身在其中的人待久了，反而更加坦然乐观地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时刻。对93岁的谭桂清来说，死亡是一张大长条的小窄床推出去了，那大长条的，那小床那么窄。我们这老太太没事干，有点什么事都看，哪怕睡着了都把她叫醒了。哟，快起来吧，大妹子，说干吗呀，又不好了，那老太太不行了。
有时护工也和老人开玩笑
你跟着我到四川去不去？
去，你叫我去我就去。
你去要是回不来了怎么办？
回不来，死就死，这么大还怕死。
死了我就埋在那峨嵋山去啊？要不要？
要，反正给我埋哪儿都行。
埋在哪里行啊？
嗯，哪旮旯都行。
抓手
老人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跌进轮椅，跌进病床，跌进衰老的无底洞。但他们并不甘心如此，总试图抓住些什么，抵抗衰老的侵袭。
每天饭后，三层走廊里总是脚步声不停。一位老人来回走，左腿拖着右腿，右手几乎不摆动。护工说他是最好的病人，努力运动。他的背还直，头上还有黑发，衰老对他还算容情。比他再老些的老人，比如86岁的刘国英，即使身体再好，在走廊里溜达时也必须得抓住扶手了。
能走的老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坐轮椅。他们抓住拐杖有时连拐杖也拒绝，摄影师来拍照，一位老太拒绝带着拐杖入镜，觉得不吉利拐杖先是木质的，然后是更轻便的不锈钢制的；先是一只脚的，后来变成三只脚的，再变成四只脚的助步器。
一位脾气古怪的老头也已经坐上了轮椅，仍自己推着轮椅走路锻炼。三只脚的拐杖挂在轮椅上，他或许还能再用上。
贾文秀做了腰椎手术后，泌尿系统和腿脚都不太听使唤了。她总误以为自己尿了裤子，误以为自己能站起来走路。护工用一根布条把她固定在轮椅上，背后用死扣系住。但她坚持认为自己能走，指挥来串门的刘国英解开固定的布条。刘国英照做，贾文秀却没能从轮椅上站起来，摔倒在地。
但这次失败并未消磨她的自信。过了几天，她悄悄对志愿者说，明天我就自己回家去，只有二百里地，你可别告诉他们。我的腿好了，能走。
护工
松堂医院有30多名护工，大部分四五十岁，年纪和医院护士的父辈相当。护士只在早晚查房和老人需要治疗时出现在病房里，平时守在护士站。护工则不同，属于他们的空间只有病房里的一张病床。他们时刻和老人，或者老人的物品待在一起。
今年，已经是护工欧阳在松堂医院的第11个年头了。
医院几乎每天都有志愿者来，欧阳总是激情饱满地演讲：我认为（这是）伟大的工作。我们每天，为天下人尽孝，我们天天面临着屎尿，为老人服务。我之前做过很多，我做过大生意，我认为，生意不宝贵，金钱不宝贵。李白不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吗，夫天地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感悟到人生。我希望你们啊，一个下午，就安安心心给老人带来快乐
欧阳年轻时做生意，从湖南跑到石家庄、廊坊，说自己有时一个月能赚十几万，但后来欠了债，不得已来了松堂医院。他怀念年轻时满世界跑的生活，开玩笑说，现在这份工作把他套住了护工没有休息日，请假要按小时报备，春节也必须找人顶替才能回老家。欧阳平时每月请假一次，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每次两个小时。来北京11年，除了医院组织去十渡团建，他只趁晚上去过一次天安门，再没去过其他景点。
但这份工作，也让他感受到价值。这份工作包吃住，没有额外花销，他渐渐还清了债务。后来院长让他主持志愿活动，他更感到满足每天唱歌跳舞四个小时，多赚1200元，还总能收到老人们的赞赏和感谢。更让他开心的是，年轻志愿者来了都喊他欧阳老师。
每天在志愿活动上表演，他总是习惯性地绕场一周和每位老人握手。他总打一条大红色的领带，保温杯和唱歌用的播放器也是大红的。老人感到他与众不同，叫他小头头，大声对他说谢谢。
每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欧阳习惯独自拿着播放器在屋里练歌。他对着屏幕唱：天边有一对双星，那是我梦中的眼睛，他像在台上表演一样，扬起手势，走起步伐。音响声音传到楼道另一头，妻子小黄正在晾衣服，抱怨他，一天就是唱，袜子都不洗，都塞在枕头底下。
欧阳每天花许多时间唱歌、练歌，很多照顾老人的工作都由妻子分担。小黄训斥他，他也不反驳，让他去干活他就去，回来该唱歌还是唱。两人就这样相互埋怨也相互支持着在医院工作了十几年。有天忙完出来，欧阳在楼道遇到几个志愿者，笑呵呵地说：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工作可以说一句话能显示，能屈能伸。
时间
谭桂清羡慕其他老人腿脚好，而自己总被困在房里。有一天晚上，她悄悄出门溜达，被护工欧阳发现了。谭桂清解释，看错了表，以后注意。
谭桂清房间空出的床上摆着儿子买的圆挂表，她还一直戴着结婚时母亲送的手表。手表早就停了，表带扣也被磨断丢了，她自己用黑色缝衣线缠住，还是每天戴着。
她最关心的时间不是几点几分反正每天护工都会按时送饭、推她去开会而是星期几。从周日到周五，她见人就问，今天星期几了？一到周六，她又三番五次地问，今天是星期六吗？
那是她最期待的日子。每周六，儿子会来探视。
更多儿子不在身边的时间，她总是想念母亲，四喜丸子过年我妈都会做，那不算什么巧活。提到过年是否回家，她说，我不愿意回去，回去还得让我妈给我做饭。我妈做饭特好吃。她用一种现在时的语态，仿佛母亲还活着。
85岁的刘国英则能回到过去。她说自己只有六十多，母亲八十多岁，就住在走廊那头。她总溜达着找母亲，经过每间病房，都扶着门框探头看。有时她问身边的人，你看见我母亲了吗？她还没回来？
从前做记者的杜惠住院半年多了，总以为自己刚来不久，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愿意下楼去看表演，也从不打开电视，说我没有时间。她是诗人郭小川的妻子，在医院的时间大多花在阅读上，总是捧一本《郭小川研究》，但翻来覆去地永远在看目录页。
儿女把来探望她的情况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某天带了酸奶、水果，某天交了住院费。她以为这是她写的日记，指着本子上2018年开头的日期说，（我）随便记的几句，你看，都很早很早。
本子里面夹杂几行明显凌乱的笔记，是她写的，最近有一个长时间以来一直是糊糊涂涂的过日子。从现在起，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就像延安开始，从北山坡往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是自己的一种想象。2019年1月初，她中风卧床，不能再散步运动了。
张贞娥卧床近60年，记得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7年夏天，自己因为无法排汗而住院输液，直到2016年11月，慈善基金会给医院捐赠70台空调，夏天才变得好过；
2003年5月6号凌晨2点，母亲呼吸困难，医院的医生都去支援治疗非典，10天后母亲去世；
2013年的1月，她和隔壁床胖老太同时都感冒，一年多后的2014年的3月，胖老太去世；
直到最近，2018年1月17日晚上7点25分，王凤龙去世了。
张贞娥日夜躺着，这些时间构成的回忆，几乎就是她能掌控的全部了。她望着病房天花板上的方砖横着十块，竖着十块。2011年医院装修，她发现方砖变少了，变成横着九块，竖着九块。
12月底，志愿者送来一支玫瑰花，张贞娥让人在矿泉水瓶里倒了水，插起来。玫瑰艳红、鲜活，过了几个星期仍没有衰败的迹象。她才终于发现，花是假的。
假花旁边的竹笼里有一对蝈蝈，日夜鸣叫。张贞娥说蝈蝈是百日虫，只能活一百天。她数着日子，看它们从翠绿色变成墨绿色，再变成黑色，最终不再鸣叫，安静地死去。2018年她养的两对，一对活了138天，另一对活了140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以这样的形式，努力证明着自己的记忆力依旧完好，也努力追寻着生而为人的尊严。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