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公益有几大优势：科技赋能和移动互联网的应用，让公益和大众可以深度连接、下沉渗透和广泛覆盖，理性公益正在得到重视。
如何开启互联网+公益的下一个十年？经济学家周其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述了他对公益慈善之于中国当下经济转型发展独特作用的理解。姚明、沈南鹏、陈一丹等也分享了各自的探索和感悟。
陈一丹（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未来公益的价值，不在于捐赠，不限于项目，而在制度和技术之上，用理性精神去呵护和激发每个人的善念。仅基于个体情绪的冲动型行善是难以持久的。在激情感召过后，捐赠者是否能从理性的角度审视并认同自己从公益行为中获得的共鸣，决定了是否会将一次性的行为转化为持久的行为习惯。
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冷静器功能。用户需要确认对项目立项、执行等情况知情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捐款。在产品设计上保持理性和克制，是为了实现持久而健康的公益，这是科技向善的体现。募捐者被无端指责是营销炒作，类似的事件会对整个互联网公益的形象与口碑造成伤害。让网民与慈善组织建立起信任的连接，这里必须发挥理性的力量。
理性从何而来？
1.理性首先来自于思考。让捐赠者在支付前多想一秒，在捐赠后看到项目进度与落地成效，这些额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单纯的资金捐赠更重要。
2.理性需要慈善组织以及互联网公益平台做好自身的制度建设。没有充分及时的信息披露和专业高效的运营机制，捐赠者对项目的理性思考就无从谈起。
3.捐赠者应抛弃施舍的心态，在有限的现实条件与道德的高要求之间找到平衡。真正的理性公益，需要参与各方理解与尊重公益事业发展规律。
4.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募捐平台，到4月底，腾讯公益上已有超过2.2亿人次捐出善款近53亿元。去年一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总共募集善款超过31.7亿元，其中腾讯公益募集的善款有17.25亿元。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角度看公益，冷静器这样的思维方式对我们动员资源解决任何问题都非常重要。
转型期公益在我们国家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公益活动想解决的问题，其实都是公共财政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它又不动用公共财政的资源，它动用的另外一个资源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人的公益之心、恻隐之心。看到别人困难，帮一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一把。或者我们对社会有一些理想的念头，动用一点个人的资源、伙伴的资源实现一把。这个力量在每个单个人看来都是不大的，但是汇聚到一起，在宏观上就可能变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公益事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今天最热心于公益事业的都是非常年轻的一族。年轻的好处，就是他们的收入逐渐在增长，他今天收入少，明天收入多，后天更多。公益的概念和行为在这群人中一旦成了习惯，可以预见公益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大。所以，从经济角度看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公益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增加，它是把好事做好的另一种方式
公益的意义和力量不单单指我们大众参与的方方面面的公益活动在数量上可以替代一部分政府的开支，不增加税负，同时又增加公共服务。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最重要的是，如果很多人参与公益活动，它在性质上、在质量上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作用，因为普通人对普通人的困难理解得更全面。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把好事做好是很重要的。
关于汶川地震
现场壹基金这些社会公益组织送进去一些活动板房。搭建活动板房光把板房、材料运进去不行，最重要的是得有能把它迅速装配起来的熟练工。当地的老乡装不了。所以在救援、救济当中，不光要看捐助了多少钱，还要看救灾的人员配比结构，要有物质、有专业人才，且运输、结构合理，救援效果就会非常有力。
关于给青海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搭桥手术
光捐钱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做搭桥手术，青海本地没有这个力量，一定要到大城市、好医院。问题来了。一个牧民家庭的孩子被一个民间组织领走了，做得成功当然好，不成功呢？发生事故呢？这中间还有很多非金钱可以衡量的风险。最后爱佑基金会把政府的力量和社会捐赠的力量组合到一起，由青海的民政厅出面组织，政府带队到天津、北京的医院去动手术。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要想发挥社会爱心资源，必须有很多组织的力量。这个组织力量也不是仅仅靠我们扩大政府编制、扩大税收、扩大公务员编制就能解决的，某些情况下动员社会的资源会做得更加妥贴。
关于弥渡经验
当地的金融机构和大学生学习孟加拉国学者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办法。组织者仔细观察了很多贫困农民，由于穷，他们对未来没有想法，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但凡有点零钱就抽烟、喝酒，小钱不愿挣，弯弯腰能挣的钱也不挣。当他们借了一笔小额贷款，辅导员就来做工作，帮他一起想办法，借了钱后怎么从第二个礼拜可以开始小额还款。
好的公益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理性公益非常重要。理性公益有很多含义，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要用效果来检验动机。
刚才陈一丹先生讲的腾讯公益平台上线的冷静器功能，让你在手机上捐款前想一想，这笔钱捐给谁，看看他过去干了什么，其实就是要从效果角度来检验动机。因为爱心常常是动机、恻隐之心、同情心、给社会做点好事的心。效果是什么？你有好心，你希望帮助他，真的帮到他了吗？从他的角度看是不是帮到他了？这个思维方式其实对我们动员资源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有好心，完全不顾效果，最后能帮助的范围、广度、力度都是有限的。
好的商业、好的公益、好的任何行为，都是动机、效果的统一，其中最重要的是效果。中国人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培养这个习惯，既有做公益的动机，又能从效果出发选择更好的做公益的方法。有了这个习惯，我相信国民经济当中围绕国家、税收、企业、市场的难解的矛盾都可能从这个方向上得到帮助，得到缓解，得到支撑，从而让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关于商业与公益的结合，企业家应该思考更多。
在中国做公益有几大优势：
1.我们有科技赋能，可以帮助公益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2.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公益和大众可以深度连接、下沉渗透和广泛覆盖；
3.理性公益正得到格外重视。对于企业家来说，在关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还应该利用自身资源和能力思考如何将商业与公益进行结合，实现双赢。
秦朔（人文财经观察家）：从捐到创，让公益成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慈善、公益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但因发展速度的迅猛导致其在行业规范、行业良性发展等方面出现一些问题。
新时代需要大公益观、新公益观。创新公益模式，推动公益创新，科技向善的互联网则是公益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从募捐型公益到社会的善建设过程中，不仅要让一切组织成为公益价值的创造者和参与者，普通公众也应该让公益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实现从捐到创的过度。
姚明（姚基金创始人）：参与和陪伴，让公益成为更有效的服务。
十多年参与公益的经验，是一个从认识到行动，再到理性思考的过程。从最初简单的服务，转而深入思考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如何更有效的服务。
慈善付出的不仅仅是捐赠现金或支票，更重要的是拿出时间去参与这个过程。时间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资源，如果都能拿出时间奉献给公益，公益才能走得长远。
公益是科技的软约束力，科技向善理念的本愿是解决社会问题、造福人类大众。只有让更多领域的公益人士参与进来，才能为科技向善带来更多可能性。未来，腾讯在开放自身产品和连接能力助力公益和社会发展同时，也将持续发挥其作为连接器的正向杠杆作用。
Ute Klamert（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全球助理执行干事）：数字转型，让公益服务世界上更多有需要的人。
科技越来越成为我们为全球饥饿人口服务的核心力量，数字转型正在帮助我们以一种更高效的方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比如：移动技术帮助我们了解哪里是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监察不断演变的情况，设计更有效的基于数据的干预措施；数字身份识别帮助我们确认谁是我们最需要帮助的人，为他们量身定做帮助计划；移动资金将人道主义现金援助转移给最有需要的人。我们相信，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方法已经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并将持续提高我们的运营效率，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