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单的执着或迷信，反映的是不知道读什么书的焦虑。人们既想读点有价值的书，又想走捷径，于是打着权威必读旗号的书单，就成为拯救他们的药方。
从最低限度国学书目（胡适和梁启超都开过）到青年必读书十种（对，就是鲁迅当年交白卷那次，为此他提出著名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观点），从人生必读的100本书到学者严锋的不必读书单（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说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所有名著的续书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所有的成功学、心灵学、鸡汤类书，等等），你会发现，你总会跟这种或那种推荐书单不期而遇。
而在社交媒体上，各类书单的收藏、点赞、转发量也相当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收藏即拥有，有这么一份书单在手，不知道读什么书的焦虑瞬间得到了纾解。
有人不轻易开书单
有人特别愿意开书单
作家苏童曾这样描述开书单这种行为：用自己的记忆绑架别人的阅读时间，我想这是现实世界上唯一可以容忍的绑架了。
有些人不轻易给别人开书单，有些人则特别愿意开书单，胡适就属于后者。早在1920年，他就开了一份名为中学国故丛书的书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
1923年，胡适开出了自己一生中最著名的一份书单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敦元等四名清华学校学生即将赴外国留学，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因此胡适为他们拟定了这份极其详尽、共收入184种图书的书目。 从数量上看，这份书目还是过于庞大了（要知道，仅《全唐诗》就有25册，而《全唐诗》在这份书目里只算一种），不符合入门最低限度的标准。
因此，《清华周刊》记者给胡适去信，希望他再作删减。胡适从善如流，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从184种缩减到38种。
此事还有后续：梁启超写了一篇《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抨击胡适这份书目文不对题。
我最诧异的：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
梁启超进而嘲讽道：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
为此，梁启超也开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分成五类，共计133种。考虑到所涉书目还是太多，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梁启超从中精选25种，称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就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优于胡目。因为胡目仅列举书目而不指明读法，梁目则在每种书目下既有简介，也附有读法和参考书目。
如对《论语》《孟子》的简介为《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参考书目可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
而胡目与梁目之争，比拼的既是见识、格局，更是诚意。一份有诚意的、真正为读者度身定做的书单，才是好书单。
鲁迅虽然不愿意给青年开书单，但至友许寿裳的长子许世瑛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时，鲁迅欣然给他开了一个书单。
在阅读行为的背后
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约25万种图书，真正畅销的、有话题关注度的书，可以说，不超过100种。
是出版机构、书店、媒体、自媒体、KOL、父母和老师等决定了哪些书能进入我们的视野：
出版机构每年出版数百种图书，但只有重点项目（宣传、营销资源倾斜）才是他们希望读者看到的；有影响力的媒体如《新京报书评周刊》，除了推出季度书选，还会在年底推出年终书选，即便自己旗下的书只进入100种初选名单，出版机构也与有荣焉；那些擅长用媒体化操作的思路引导大众的新锐书店如单向空间杭州店，反套路地推出滞销榜，成为读者拍照发朋友圈的热点；自媒体如新世相、KOL如罗辑思维的罗胖早就开始卖书了，他们卖的当然是经过挑选的书（没有罗胖的大力推荐，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恐怕没有那么火爆）；而在体量巨大的童书、绘本市场，决定孩子读什么书的，是父母和老师。在阅读行为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
以出版机构为例，出版机构判断一个选题可不可做，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凭编辑的经验、感觉，或曰撞大运。
此时，是否有重磅文学奖项的加持，就很关键了而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唯一重要的文学奖项，没有之一。
这造就了某些出版机构选书视角的诺贝尔化：如果有可能，就抢先拿下诺奖预测榜单上最热门的头几位作家；做不到的话，就选次热门的，能进TOP10就意味着有戏；前十名都被抢走了，那就从国外各大媒体的权威榜单着手比如《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版机构如此迷信诺奖效应，是因为有不少成功例子表明，诺奖对图书的销售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
译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2003年库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个月就卖出了近7万册；世纪文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品牌）2006年8月推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两个月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世纪文景当即决定《我的名字叫红》加印1.5万册。
仅在京东图书这个平台，《我的名字叫红》累计销量超过40万册。
亚马逊中国曾对2013年至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后其作品的销售情况进行监控，结果也很惊人：
2013年的艾丽丝门罗，她的作品在获奖一个月后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增长了近1500倍；2014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2015年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相关数据则分别是增长240倍、增长近74倍。
增长的倍数越大，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好奇，换言之，也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不熟悉。如果没有诺奖，谁会关注这些作家？
书单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合适的 即使是特别愿意开书单的胡适，也这样提醒读者：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
但现状是，有不少读者喜欢照着书单来买书，尤其是专家的所谓权威、重磅推荐书单。如果把阅读比作进食（给大脑提供必要的营养），这一类的读者，他们知道应该吃点好的，但到什么餐厅去吃、到了餐厅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又该怎么选，他们无从下手，只好听店家的，从推荐餐单或热卖单品里选，以此解决选择困难症。
茫茫书海遇到一本对的书，真的不容易。
这其实是一种焦虑：既想读点有价值的书，又想走捷径，于是打着权威必读旗号的书单，就成为拯救他们的药方。
这世上没有适合所有人的书单。对待书单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书单可供参考，但不能迷信；书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所以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里是这样建议的：关于读书方面，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提出的唯一劝告就是：不必听什么劝告，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作出你自己的结论，就行了。
《如何阅读一本书》一书的作者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在附录里列了一份包含137种图书的书单，他们对书单的态度，值得借鉴：
这个书单很长，看起来有点难以消受。我们鼓励你不要因为这个书单而觉得为难最聪明的做法是从你最感兴趣的书开始读。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主要的目标是要读得好，而不是要读得广。如果一年当中你读不了几本书，其实不必觉得失望。书单上的书并不是要你在特定时间里读完的。这也不是非要读完所有的书才算完成的挑战。相反，这是一个你可以从容接受的邀请，只要你觉得很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
作家张佳玮在知乎上分享如何找到好书的诀窍按图索骥法。
一个无聊的习惯是，我信奉我所喜爱的写作者们无意流露出的趣味，按图索骥。从海明威那里找到了庞德与菲茨杰拉德，从马尔克斯那里找到了胡安卢尔福，从《红楼梦》里黛玉和湘云聊天找到了王维，当然还有《西厢记》。从略萨那里找到了科塔萨尔，从麦尔维尔的致敬中寻至霍桑，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抠搜出许多他当作谈资的人名。
在知乎用户金渡江看来，张佳玮这段话可以作为推荐算法最初的起源。亚马逊、豆瓣等平台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畅销书目、推荐书单（还真有人把豆瓣上高评分的图书做成了一份巨大的推荐书单），而正如金渡江所说，一个好的书单，必须超越豆瓣、亚马逊的推荐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