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对话人：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朝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
郭宝亮（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中国故事”显然是对于“世界”而言的，假如没有这一对象存在，自然也不存在特定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所以，归根结底，中国故事是面向世界的，是必须要“走出去”的
“走出去”应当带着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带着对几千年来中国人筚路蓝缕、拼搏抗争的饱含深情的歌哭，带着对朝向美丽中国梦奋力跋涉的中国人的传神塑摹
作家对“中国精神”的书写，不能依靠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切实把握不断丰富的“中国精神”，并以新的形式呈现，把作品建立在作家个人生命的毛细血管根部
世界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是中国文学被需要的根本原因，而中国文学能够提供给世界与众不同的文学经验，则是中国文学被需要的直接原因。只有保持自己的姿态，带着自己的独特价值，中国文学才能成功走出去
中国文学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归宿。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浪潮的鼓舞之下，西方的作家作品、文学观念被大量引进，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引进来的多，走出去的少，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站在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新高度，需要对文学“走出去”的话题进行充分讨论，来一次观念的“刷新”。
“走出去”需要“身份自觉”
张江：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深入以及中国文学的不断成长，“走出去”正在成为显在诉求，这既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怎样的姿态走出去，则需要认真思考。
张清华：“中国故事”显然是对于“世界”而言的，假如没有这一对象存在，自然也不存在特定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所以，归根结底，中国故事是面向世界的，是必须要“走出去”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只有在面向世界的时候，才会真正获得其应有的内涵。
假如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的冲动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次“身份自觉”，将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看作第一次“目标焦虑”的话，那么对中国文学“书写中国经验”和“讲述中国故事”的强调，则可以看作第二次身份自觉与角色焦虑。这一焦虑事实上在莫言获得诺奖之前就已出现了，只不过在2012年之后，它成为了一个显在的问题。当然，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80年代同样有“本土身份”的焦虑，“寻根文学”在1985年的出现即是一个明证，在学习西方现代派文学遭到批评之后，反而是以面向自身传统的“文化寻根”，真正结束了低层次的政治化文学变革潮流，诸如“伤痕”“反思”“改革”等等，使新鲜而陌生的，以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等新理论为认识方法的“寻根文学”，作为既有外来方法属性、又有本土内容的文学主题，登上了时代文学的文化制高点，真正拉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变革的大幕。
从文学角度来看，什么叫“中国故事”？中国作家所写出的作品，难道不叫“中国故事”倒是“外国故事”吗？我们不能“认死理”地认为中国作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所写出的东西归根结底都是中国故事。有学者就指出，从“中国经验”出发，真实而敏锐地记录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才足以称为“中国故事”，也有人主张中国故事是面向世界而言的，应当具有“世界性”。这种讨论构成了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也使得“中国故事”甚至“中国经验”与“中国身份”的问题都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且很有谈论的必要。
以自己的姿态“走出去”
张江：首先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中国文学走出去，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独特价值，它是因为被需要所以才走出去，而不是强行将自己推出去。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它如何才能被需要？从根本上讲，世界了解中国的强烈愿望，是中国文学被需要的内在原因，而中国文学能够提供给世界与众不同的文学经验，则是中国文学被需要的直接原因。因此可以这样说，只有保持自己的独特姿态，中国文学才能成功走出去。
李朝全：“走出去”是中国文学界一直都在努力但又收效尚不如人意的一个领域。近几年，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比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文学奖，曹文轩获安徒生文学奖。三位作家的获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那就是，“走出去”要有自己的姿态。
莫言是一位擅长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家。从事创作伊始，他就明确地将自己的创作定位于如福克纳所言的“地球上邮票大的地方”——自己的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几乎都出自东北乡。他为国外的翻译家、文学家和文学读者所认可和欣赏的，正是其作品鲜明的中国姿态、中国风格，其讲述的中国故事所传递的独特的中国声音。
曹文轩获安徒生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背景是中国，这个经受了无数苦难的国家，一直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独特的写作资源。我的故事是独特的，只能发生在中国，但它涉及的主题寓意全人类。这应该是我获奖的最重要原因。”这是一位同样有着鲜明的创作根据地意识的作家。事实上，他的写作都是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从自己在苏北农村的童年、少年经历出发，执着于用诗意纯美的文字编织关于爱、善、苦难与成长的故事，构筑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致力于为少年儿童的成长打下良好的精神底子。
对刘慈欣获雨果奖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图书策划编辑利兹·国林斯基认为，《三体》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故事好，具备丰富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由此可见，刘慈欣“走出去”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在于写出了中国特色的科幻故事，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人物、中国文化，向世界传达的是中国的声音和中国的价值。当然，中国作家走出去，也需要政府的扶持政策以及出版商和版权代理人的积极运作。
带着“中国故事”上路
张江：与姿态紧密相连的，是我们“走出去”时行囊里装载的是什么。简单地说，是咖啡、汉堡？还是茶叶、瓷器？这几乎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当年郑和下西洋也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也好，所到之处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独有的特产。中国文学走出去，作家们必须带着“中国故事”上路，反之，行囊中全是改头换面的《伊利亚特》《变形记》《喧哗与骚动》，难免受到冷落和嘲讽。
郭宝亮：“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因此，作家的心态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作家急功近利地向西方世界邀宠，甚至为了获得一个什么奖项而去东施效颦地讨好西方，进而歪曲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那么，这样的“走出去”是应当被鄙视的；“走出去”应当带着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带着对几千年来筚路蓝缕、拼搏抗争的不屈精魂的饱含深情的歌哭，带着对朝向美丽中国梦奋力跋涉的中国人的传神塑摹。
当然，要想真正讲好中国故事，作家必须有担当，有大爱，有良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个对祖国没有担当，对人类没有大爱，面对善恶是非没有良知的人，会成为伟大的作家吗？纵观中国文学史，无论古代的屈原、杜甫、施耐庵、曹雪芹，还是新文学以来的鲁郭茅巴老曹，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如磐石般嵌入文学艺术的殿堂，绝不仅仅是因为语言表达本身，令其力透纸背的，是他们的伟大心灵。希望这样的文学家和他们的文学能够真正“走出去”，真正地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从传播的角度看，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文学？显然不会是那些东施效颦式的或以西释中式的作品，而应当是那些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佳作。正像我们常说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作家只有立足于民族，坚守本土文化自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佳作，才是“走出去”最硬、最有力的本钱。
坚定“中国精神”的内核
张江：中国精神是中国作家的精神面向，是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核。一方面，中国精神赋予中国文学独特的气质、内涵，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要致力于阐释、解读乃至凝练中国精神。两者彼此作用、相辅相成。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凝聚而成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价值追求赋形，以文学特有的方式传播给世界，是责任，是使命，更是荣光。
刘卫东：“中国精神”是中国作家“辨识度”的重要表征，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更具有“文化身份证”的功能。近代以来，“中国精神”历经“启蒙与救亡”的锻炼，在“中国气派”的民族化追求上艰难转型，演变为当下鲜活的文化符号。凝结了中华民族历代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精神”，需要在新时代面对新问题时，进行新的赋予与阐发。因此，“中国精神”既是“指认—传播”意义上的概念，更是需要不断创造新内容的“未完成”的工程。同时，“中国精神”又有流动中的“常”，带有本质的特征，值得寻求、恪守和光大，这也是提倡书写“中国精神”的重要原因。
书写中国，作家就要与中国对话，因此，必然带有对中国精神的解读和思考；而同时代作家的合集，就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完成了这一代对“中国精神”的文学提炼。新文化运动以降，鲁郭茅巴老曹等现代经典作家树立了启蒙意识；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实践了人民的文艺；十七年的“三红一创”歌颂了无产阶级英雄；朦胧诗在特殊年代建立了潜在写作诗歌秩序；《白鹿原》《红高粱》叙述了民族秘史；先锋小说促成了文学审美的变奏；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揭示了当代社会的复杂。这些作家作品，代言了不同年代的“中国精神”，也在“中国精神”承传史中留下了痕迹。
由是观之，当前作家的选择和作为，彰显出对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精神”课题的回应，具有认识和实践的多重意义。第一，描摹个人感受是作家的本分。作家对“中国精神”的书写，不能依靠空洞的口号，而是“向内”的，直接建立在作家个人生命的毛细血管根部。第二，记录时代是作家的事业。当下社会文化转型，正需要“铁笔”“圣手”，以恢弘的史诗气度和强劲的文学功力，写出“提炼”和“总结”之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人间喜剧”和“俄罗斯革命镜子”的“长河小说”叙述方式，仍要提倡。作家作为“时代书记员”的视角，并不过时。第三，接续文化血脉，是作家的使命。互联网化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消失；对外交流的频繁，更显坚持自我的重要，因此，把握住不断丰富的“中国精神”内核，并以新的形式呈现，无疑是当下作家的重要使命。
张江：一个国家在积贫积弱的状态下，其文化难以独强，更遑论走出去影响世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经磨难，生存、图强成为百年来的主旋律，中国文学也在这一旋律中上下求索，但在世界舞台谋求光大几无可能。如今，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脚步，中国文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走向世界的伟大目标。而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调整好姿态，创作出更多带着中国泥土芬芳的壮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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