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潭是位于贵州北部的一个小山城，弯环如眉的湄江河穿城而过，素有“黔北小江南”之称。六十五年前，在日寇侵略战火弥漫中华半壁河山的危难时刻，浙江大学举校西迁，几经辗转，于1940年初抵达湄潭，在此办学七年之久。在国难当头，战乱频繁的艰难岁月里，竺可桢校长倡导“求是”学风，广纳名师贤才，汇集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他们胸怀报国之志，辗转迁徙不废学业，环境艰危奋进不息。师生潜心研读，创累累科研成果，造就和培养了一批驰名中外的科学家。西迁的成功，使浙大出现了转折，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艰苦环境育英才，湄江情系气象人。浙大在湄办学七年，以竺可桢为代表的我国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卢鋈、叶笃正、谢义炳等，曾在这里教学、科研或就读。从此湄潭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竺可桢，浙江上虞人。20岁赴美国伊利诺斯农学院就读，毕业后进哈佛大学深造，专攻气象学和地理学，191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于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0年初率浙大西迁湄潭。在湄期间，教学、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竺可桢先生公务繁忙，但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气候地理学研究。他随身携带温度计，在每天的日记中记载了当天的温度、天气状况及各种物候、农事活动。1944年10月在湄潭召开的中国科学浙大分社年会上发表了《二十八宿起源之年代与地点》、《历史上星座之变迁》、《徐霞客之时代》三篇论文。特别是《二十八宿起源之年代与地点》的发表，科学地论证了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解决了国际上一百多年争论的学术问题。建国后，竺可桢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是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和第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学者。1972年集毕生研究之成果，写出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美、英、苏、日等国书刊竞相介绍。日本气象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世界前面”。英国《自然周刊》认为“竺可桢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对获得这篇研究文章感到很大的高兴。”1974年，84岁高龄的竺可桢先生与世长辞，留下了近700万字的“日记”和近300万字的学术论文。把一个科学家的“求是”精神、科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留给了社会，留给了后人。竺可桢先生一生奋斗，一生求是，一生为国为民服务，堪称品格和学问之伟人。不愧为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中国气象学、地理学的一代宗师。
涂长望，湖北汉口人。1929年毕业于上海泸江大学地理系。次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地理学，后转入帝国理工学院研究生院专修气象学，1932年获硕士学位。其间著有《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被收入英《皇家学会文集》，1933年被接纳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1934年回国后，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1939年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任教授、浙大史地研究所所长。1940年初随浙大西迁到湄潭，从事教学与科研，是当时气象学界的主要教授，与竺可桢先生一起，培养了一批有作为的地理、气象专家。著有《中国气候区划》、《长期天气预报的物理基础》。建国后历任中央气象局局长、中国科协常务理事、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九三学社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气象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于1962年去世，享年57岁。
郭晓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41年到浙江大学任助教，后来做涂长望教授的研究生，曾在湄潭住了4年时间。1945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五十年代，他在大气环流的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在国际气象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后定居美国，曾在几所大学里任教授。1973年下半年回国在北京作学术报告时，与一些原在浙大共事的科学家们谈及当年在湄潭的往事，表露出对这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
吕东明，当年浙江大学史地系学生。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副总编等职。1984年曾来湄潭参加浙大地下党及进步学生运动40周年纪念活动，提议修复湄潭文庙，筹建浙大西迁陈列馆。
束家鑫，当年浙江大学史地系学生。1945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住在湄潭。建国后曾任南京气象台预科科长、副台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上海市气象局总工程师等职。
李良骐，贵州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贵州省建设厅培训班主任、贵州省气象所所长。李良骐先生是浙大西迁遵义、湄潭的引荐人之一。抗战开始后，浙大于1937年秋由杭州迁出，几经辗转，于1938年夏天迁至广西宜山。1939年10月广西战事紧张，浙大需再度西迁。当时有三个地方可供选择，一是云南的建水，二是重庆的北碚，三是贵州的遵义。当时最困难的是校舍问题。遵义师范学校校长万勉之是李良骐的姑父，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向李表示，如浙大迁来遵义，遵义师范学校可腾出一部分校舍借给浙大使用。李把这一意向函告竺校长，并介绍万与竺直接面谈，晤谈后竺校长亦与有关方面联系，最后决定把浙大迁往遵义。将理学院、史地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及新生部设在湄潭。他常到湄潭会晤气象界的同行，了解湄潭测候所的工作情况。抗战胜利后，他调任华北气象台台长。建国后调贵州省气象局工作，历任正研级高级工程师、副局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是贵州省著名的气象专家。
尹世勋，1940年在浙大附中任教，1942年接替卢鋈任湄潭测候所所长，从事气象观测和湄潭气候的研究工作，其间著有《湄潭之气候》。同在湄潭测候所工作的还有他的妻子刘文淑。建国后，调贵州省气象局工作，任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农业气象研究工作。是贵州省著名的农业气象专家。曾多次到湄潭县气象局调研并指导农业气象服务工作。
岁月如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华民族抗击日寇入侵的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浙江大学由一所普通院校崛起为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赢得了“东方剑桥”的声誉，这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1945年在英国《自然周刊》中写到：“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在那里不但有世界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有世界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一批驰名中外的科学家从这里走向了世界。也是湄潭这块土地，走出了一批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气象学家。他们对新中国气象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都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们中有的不仅担任过中国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的高层领导，而且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也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是国际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气象学家们对气象事业作出了贡献，而湄潭这片土地和山水又养育过这批人，间接地为中国气象事业和科学事业作了贡献。这是一段在中国气象史上值得纪念的历史“情缘”。试问，除此之外，在中国还有哪一个偏僻的小城镇和气象人结有这么深的历史渊源呢？湄潭人民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湄潭应该珍惜这段美好的历史。
六十多年来，湄潭气象战线上的气象科技人员，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气象学家们的求真务实、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和科学精神，默默无闻地坚守在观云测雨的岗位上，认真地做好气象服务工作，为湄潭县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湄潭县气象局也因此先后被评为“全国气象服务先进集体”、“全国气象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及“贵州省气象科技防灾先进集体”、“全省五好文明先进单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气象探测业务和天气预报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设在玉皇阁破庙内的简陋测候点如今已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基本气象站，实现了气象探测、数据处理、资料、情报传输以及天气预报信息接收、预报服务答询的自动化。气象工作已由原来的观测发报单一业务拓展为气象服务、雷电安全防御、人工影响天气、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农村综合经济信息等领域。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湄潭气象事业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这是湄潭气象人对已经去世的气象学家们最好的缅怀与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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